Yanzhao on 客家黄姓

壮族是创造的吗？

Mon, 12 Jul 2021 00:00:00 +0000

一直以来，民间一直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壮族是创造的吗？即壮族这个少数民族是人为创造出来的吗？我的答案：壮族这个民族名称确实是创造的，但是“壮”族人一直都存在，所以壮族不是创造出来的。不知道你能看得懂我的答案没有，如果不理解，请听我我细细来说。

一、“创造”出来的壮族

建国以前，中国的汉语里确实不存在“壮族”这个词语。壮族先人在古代中国曾先后被称獠、溪峒蛮、乌浒，宋代始称为“撞、僮、仲”，明清有称为“僮人、良人、土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写作“獞”，1949年后改为单人旁的“僮”字，统称僮，直到时任总理的周恩来倡议在1965年改“僮”为“壮”。

所以，壮族这个名词的少数名族确实是建国之后才有，无论当时处于何种目的(比如：打击桂系、民族团结、民族自治)，目前我们所说的壮族确实是“创造”出来的，但是这里只是说“壮族”这个名词是创造出来的。

这里不得不提一本书《Creating the Zhuang》，作者是美国福尔曼大学（Furman University）的一名人类学教授。作者从政治学的角度，认为政府通过将各壮语族群整合为壮族，培养民族精英，以塑造国族认同，使得中央更好地管理地方。我通读过这本书，作者的观点很新颖，在政治学方面很有价值，但是作者的观点依然继承了冷战以来西方对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偏见，认为多种多样的非汉族族群组成壮族，他们缺乏任何真正统一的文化或语言，只有真正统一的文化或语言才能使一个族群合理地界定为一个民族。

曾经看到一些人企图引用这本书来证明壮族少数民族不存在，可是这只是西方壮学研究的一家之言，还有很多学者的不同观点，他们的研究都是基于大量的实地乡野考察和文献研究。比如杰弗里·巴洛的《壮族：他们的历史文化与民族性》，还有日本学者冢田诚之对壮族的深入考察和研究。

二、自古就有壮族人

虽然壮族这个名称是创造出来的，可是被叫做壮族这个名词的人却一直都存在，他们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岭南地区。壮族是古代百越族的一支，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广东和贵州等省区，与贵州的布依族、越南的岱依族、侬族、热依族语言文化非常相似，并一起合称为僚人。以上我们可以都称他们为壮族先民。

壮族先民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有自己的神话传说，有自己的语言，更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习俗，这一切历史上有文献记载，也有考古学证据，现实中也有大量讲着壮语的人们世代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壮族先民一直都存在于岭南地区，无论是叫“壮族”，还是“僮族”，或者是“僚人”，甚至是“土人”，他们都是自己所处地区的原著居民。

直至今日，很多偏远地区的壮族山寨依然保持浓厚的壮族习俗和文化特色，武鸣则是保留壮族特色最为浓重的壮乡。武鸣境内(大明山周围的马头、两江等)的古代遗址文物表明，早在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三、四千年前的商代，二、三千年前的西周及春秋、战国时代，即在秦始皇向岭南进军———中原汉民族向广西迁徙定居之前，在武鸣这块土地上的东、南、西、北、中部，已有人类群落居住、繁衍着。壮族的先祖则是上溯至更遥远的原始人。

三、总结

研究人类学和民族学有很多学派和理论，这些理论用来判断一个民族的群体特性，总的来说大致可分为“原生论”与“工具论”两大理论视野。“原生论”强调族群单位的稳固性和持续性，认为人在其本质上首先可划分为同质的“种族”共同体范畴，而具体到下一层级的“族类共同体”则是由“语言、血缘和土地等要素构成”；而“工具论”则持“功能主义”之目的，认为族群性伴随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境而改变，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出发，强调人们的族群归类是为了特定的政治、经济目的，其背后往往存在精英的权力操作。

不论哪种学派和理论，重要的是深入壮族乡土进行广泛的田野调查，尽可能收集记述壮族状况的历史民族志资料，并与考古学研究结合起来，使研究的资料和依据更为实证、充实。这样的研究，使我们有可能比较客观准确地认识、理解壮族的族源、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

人类多样化和多元化可以促进人类整体的发展和进步，所以现代文明非常注重和尊重多元文化主义，对少数裔更是倾力保护，壮族先民确实有过因为文明落后而自卑的时期，甚至由于壮语夹壮的发音受到一些歧视，但是这些应该都已经成为往事，现代壮族人应该向其他少数民族一样自豪地告诉别人自己是一名壮族人。

武鸣的壮族人民还会讲壮话、也应该会继续讲壮话，希望壮族人民不要因为社会上对”夹壮“普通话的偏见，就开始不愿意让自己的小孩学状语。其实把普通话和状语同时学好完全没有问题，我初中有一位同学普通话讲得好，而且会讲客家话和壮话，虽然他的普通话虽然不及北方标准，但是发音准确，毫无问题。要知道，全世界最通用的语言英语也有十几种口音，这些口音在英语的发源地英国都是受到尊重和认可的。

壮族人自古就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先祖们开垦土地、守护山林，一代又一代的定居者繁衍生息，即使经历壮汉融合的大趋势，也依然保持本民族的特点，哪怕只是为了保存人类多元化的一个基因，也值得壮族人民继续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更不用说壮族人身上流着先祖的基因和特点。

[转]永不褪色的五色糯米饭

Thu, 15 Apr 2021 00:00:00 +0000

写在转载之前的一些感想：

这篇文章是关于糯米饭，糯米是壮族人最先发现的一种水稻，口感好，耐饿。我是客家人，来自武鸣唯一汉族占据多数的乡镇，我从小也很喜欢吃糯米饭，我们那边在清明节的时候也会做糯米饭，不过我们只做两三种，我的大伯婆蒸的糯米饭非常香。今天是三月初三，壮族人民的节日，今天的武鸣六十米大道和绣球广场一定又是欢歌笑语。由于各种原因，似乎这一天已经变成标签式的打卡节日，真正的三月三文化和民俗已经在民间销声匿迹，这其实是一直莫大的悲哀。一个民族如果真正的要延续自己的特色，除了大环境给予足够的真正自治权之外，还必须要从日常生活中保留自己的传统。

唯一庆幸的是，武鸣的壮族人民还会讲壮话、也应该会继续讲壮话，不过我也很怕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社会上对”夹壮“普通话的偏见，大家开始不愿意让自己的小孩学状语。其实把普通话和状语同时学好完全没有问题，我初中有一位同学普通话讲得好，而且会讲客家话和壮话，虽然他的普通话虽然不及北方标准，但是发音准确，毫无问题。

永不褪色的五色糯米饭

自古以来，广西的壮族人就有很多独特的习俗，有的习俗一直延续至今不变。如：每年农历三月三或清明节，壮族人家家户户都蒸五色糯米饭过节。

五色糯米饭，因呈黑、红、黄、紫、白五种颜色而得名。壮族人把五色糯米饭看做是“吉祥如意”和“五谷丰登”的象征，是用来招待客人的绝佳美食，也是用来祭扫先祖的供品之一。

壮族人十分喜爱五色糯米饭，但因语言差异，不同地域的壮族人对五色糯米饭有不同的称法。

有的叫糇能，还有的叫乌米饭、青精饭、五色饭、花饭等。

那么从何时起，壮族人就会制作五色糯米饭？据《壮族通史》一书记载：自古以来，汉族重视清明节祭扫祖宗坟墓，壮族则定三月初三为扫墓节。因三月初三这天，又是壮族人最大的歌节，故三月三是壮族十分隆重的传统节日。在“节日与禁忌”一节中，还详细记载：

三月初三这天，家家户户都蒸五色糯米饭，带上五色糯米饭和鸡肉以及各种菜肴，到祖宗坟前祭祖宗……三月初三这天，壮族人在门楣上和房屋周围插上一枝枫树叶，在村头寨尾搭起布棚，在布棚下摆上五色糯米饭等供品，男女老少围着布棚唱山歌。有的人要去赶歌圩，因村寨离歌圩较远，赶歌圩的人都爱用荷叶包着五色糯米饭在路上吃…… 除《壮族通史》外，如清代顾禄《清嘉录》《武缘县图经》等十几本史料中，都记载有壮族五色糯米的内容。从这可以看出，壮族人过三月三，以五色糯米饭祭扫祖宗，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

关于五色糯米饭的来历，居住在不同地方的壮族人，有不同的传说。如相传：古时，有位才智超群的壮人名叫韦特桂，在土皇帝手下为臣。一年大旱，他为解除百姓疾苦，奏邀土皇帝亲往壮乡视察，欲用计使其免去皇粮。土皇帝后来发觉上当，便把特桂视为眼中钉，下令将其捉拿。壮乡百姓闻知，连夜送特桂上山躲藏。皇兵捉拿不着，就放火烧山，要把韦特桂逼出来。那天正是农历三月初三。皇兵走后，乡亲们在一棵大枫树洞里找到特桂尸体，便含泪把他葬在枫树旁。以后的每年三月三，壮人就用枫叶等植物颜汁把糯米染成红、黄、紫、黑等色，蒸熟后拿到山上祭祀特桂。

五色糯米饭的来历，还另有一个有趣的传说。相传古时候壮家村寨有个青年叫特侬，父亲早已去世，他与瘫痪在床的母亲相依为命。特侬对母亲非常孝顺，怕她一人在家烦闷，上山砍柴或是下田插秧都背着母亲同去。而每一次他都带一大包母亲最爱吃的糯米饭，让她饿了可以随时吃。特侬母子的这一习惯被山上的一只猴子察觉了。

有一次，趁着特侬到山那边砍柴，猴子便悄悄溜到母亲身边，把一大包热气腾腾的糯米饭抢走。母亲无法动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猴子抢走了糯米饭。一连几次都是这样，特侬有点无可奈何了。看着一边饿极了的母亲，特侬随手扯着身边的枫叶，想着怎么不让猴子抢走糯米饭呢？突然，特侬发现自己掐枫叶的手被染上了黑色，顿时灵机一动，立即动手把枫叶割回家，捣烂后用水浸泡，得出液汁，再将糯米饭放到液汁中浸泡。第二天将被染成黑色的糯米捞起蒸煮，顿时一股清香弥漫全屋。母亲在屋里喊：什么东西这么香啊？特侬兴奋地说，达咩（壮语，母亲），这是黑色糯米饭，多香啊！这一天正是农历三月初三。清晨，特侬照例带着母亲上山砍柴。他用芭蕉叶包着黑色糯米饭，并故意不包裹严实。那只猴子看见这么一大团黑乎乎的东西，便以为特侬在用什么毒物诱骗它，碰也不敢碰，从此再也不来骚扰了。

这一天，特侬吃了黑色糯饭，口不干不燥，也不觉得腻倦，反而觉得浑身是力，打到的柴更多了。后来，壮家人都学着特侬做黑色糯米饭，并逐渐用黄栀子、红蓝草等做成黄色、红色、紫色糯米饭，逐步演变成如今的五色糯米饭。它成为壮家人最爱吃的风味食品之一。

除以上两个传说外，相关五色糯米饭来历的故事还有很多。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版本，只不过是美丽的传说罢了。然而，从这些美丽的传说中，便可以看出壮族是个历史悠久、极具智慧的民族，他们的风俗习惯、饮食文化等相当丰富。

颜色艳丽的五色糯米饭是如何制作？有什么特别的工艺？记者生在广西武鸣壮乡，所以就像许多壮族人一样，从小就对五色糯米饭的制作了如指掌。

五色糯米饭，是壮族传统食物之一，制作很讲究并需要一定的技巧。

每年三月三的前10天左右，壮族的妇女们就要开始忙碌起来了。她们要把那些细心贮藏的糯米谷子拿出来，然后要磨米、椿米，以便到三月三那天制作五色糯米饭。然后，妇女们还要采摘几种含有天然染料的植物或榨或泡提取颜色，才能对糯米进行浸染，最后才通过蒸制而成。

记者虽离开家乡已久，但现在还清楚记得，每年三月三的前一天，村村寨寨就已充满了节日的欢乐气氛。

武鸣伊岭村的几口泉水旁，围满了洗米、刷木蒸桶的妇女。她们正一边洗米一边交流蒸五色糯米饭的经验。记者的祖母今年已104岁了，年轻时是全村公认的蒸五色糯米饭高手。三月三的前一天晚上，祖母开始忙碌起来。晚上11时前，祖母就要把木蒸桶架到放有半锅水的大锅中，并用几米长的湿布条塞入锅与木蒸桶的接合处，为的是防水蒸气挥发，然后才把已浸软和染好植物汁色的糯米放入木蒸桶中。当次日0时到来，守在灶旁的一群小孩既兴奋又范困时，穿着新衣的祖母才准时往灶中点火，嘴中还念念有词：求灶王爷保佑五色糯米饭能既靓又香。十几分钟后，大锅内的水开始沸腾，发出咕咕的声音，厨房内顿时飘满了诱人的五色糯米饭特有的香味。从这时起，到天将亮的这几个钟头，祖母都不会离开灶台。

她要不断地给大锅加水。五色糯米饭蒸的时间足够，才会又软又香。第二天早晨，也就是三月三那天，我们起床后把手洗干净，就可以用手抓着香喷喷的五色糯米饭团来吃了。

五色糯米饭中的黑色，是用枫叶及其嫩茎之皮，放在臼中捣烂，稍微风干后浸入一定量的水中，一天一夜后把叶渣捞出滤净，即取得染料液。

染料汁还要放入锅中用水煮至五六十度，再把糯米浸入其中，染出来的糯米颜色才够纯正。

黄染料，可用黄花汁（壮语音叫“花迈”）或黄栀子、黄羌等植物的果实、块茎提取。制作时将黄花汁煮沸，或将栀子捣碎放入水中浸泡，即得到黄橙色的染料液；也可用黄羌捣烂后与糯米拌均用力搓，可得黄色的糯米，就可以直接蒸，不用浸泡。

红染料、紫染料是用同一品种而叶状不同的红蓝草（壮语音叫：“柯红斗”；“斗”壮话音为“紫色”之意)经水煮而成。红蓝草叶片稍长，颜色稍深，煮出来的颜色较浓，泡出来的米即成紫色；而叶片较圆，颜色较浅，煮出来的颜色较淡，泡出来的米即成鲜红色。

染好的糯米放入蒸笼中蒸约一个钟头，便可蒸出黑、红、黄、紫、白（糯米本色）五种颜色的糯米饭。这样做出来的五色糯米饭色泽鲜艳、五彩缤纷、晶莹透亮，再加上糯米独特的滋润柔软，鲜美清香、醇正平和，且有微甘，令人回味无穷。

壮族人用天然植物染成的五色糯米饭，不仅美观美味，而且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枫叶止泄益睡，强筋益气力，久服轻身长年”，还说用枫叶煮成的青精饭，人食之能“坚筋骨、益肠胃、能行、补髓”。清代《侣山堂类辩》中：“红花色赤多汁，生血行血之品”，“黄花饭”或栀子有清热凉血等作用。

壮族人一直认为五彩缤纷，鲜艳诱人的五色糯米饭是“吉祥”“幸福”的饭。妇女们以能制作颜色鲜艳纯正的五色饭为傲。

三月三，壮族村寨到处可闻到五色糯米饭的芳香。屋前房后，孩子们手拿五色糯米饭，边吃边玩；村头树下，妇女们互相品尝“杰作”，交流蒸饭经验。有的年轻男女，则揣着用荷叶包着五色糯米饭去赶歌圩，他们要把自家的“杰作”送给心上人品尝。下午2时左右，人们就要带上五色糯米饭和其他供品，到祖宗坟前祭扫了。

晚上，许多壮族村寨还有夜歌圩，歌手们正通宵达旦地对歌，吸引了众多村民，场面非常热烈。五色糯米这种民族风味食品，与祭祖娱神活动融在一起后，更充满情趣。

斗转星移，时间过了数千年。壮族的五色糯米饭，虽从古而来，但并不因时间的流逝而被人“抛弃”，散发的芳香却越来越诱人。自从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开始举办后，壮族的五色糯米饭更成了“宠儿”。一些东南亚友人还专程带五色糯米饭回国给家人品尝。

壮族五色糯米饭，是壮族祖先留给后人的无形财富。我们相信，壮族五色糯米饭永远不会“褪色”，流传万代。

原文作者：苏贤庆文章来源：思恩府

[转自壮乡论坛]武鸣流传宗源考究

Fri, 01 Jan 2021 00:00:00 +0000

本文专门说说正宗武鸣先祖后裔的“根”，从以下八个方面（节）进行探索，将八个节的小标题凑在一起，便是一首顺口溜：

本土古人是祖先，后裔瞒祖出讹传。壮族神话说分姓，壮姓汉姓不同源。自编荣耀宗族史，包公难察氏谱言。外来迁入武鸣户，解读遗码看宗源。

“绵绵瓜瓞”，语出《诗经·大雅》篇，民间用以赞颂宗族世代延续不断，子孙繁荣昌盛。

参天之树有其根，贯舆之流有其源。怀念祖宗，人之常情。追本溯源，乃是人类之天性。寻根问祖，谈祖说根之风，流行各地，经久不衰。

笔者系地地道道武鸣籍，壮族，在本县从事文科教学及地方史志工作四十多年，耳濡目染县人的宗源诸说及氏族谱牒，可谓得悉所有。然而，迄今尚未发现明朗声称自己宗族就是武鸣原始先民的后裔；几乎都是异口同辙地宣扬自己的祖先是古时从远地迁来武鸣（含前称）落户的。有的自己没有听到“老人”说先祖从何地迁来，也猜测可能是失传了，亦不认为自己是武鸣本土古人的后裔。

众说纷纭，孰是孰非？掀起历史的盖头来，让我们认知自己先祖们的真面目。

　　1、本土古人是祖先

史籍记载，中原汉民族向广西迁徙定居，始于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向岭南进军之后。也就是说，2220多年前广西这块土地上的世居人群，都是本土民族。

一个地方的古代遗迹与出土文物，是研究该地古代历史的物质资料。为着探索武鸣土著居民的祖先的源头，让我们先看看武鸣境内秦代之前的古人类遗址与文物出土的情况（以下为不完全举例）。

县域东部：两江镇三联村伏邦屯附近岩洞新石器时代石铲、战国时期岩洞葬遗址文物；英俊村岜旺山新石器时代晚期岩洞葬遗址文物。陆斡镇覃内村岜马山新石器时代～商代初期岩洞葬遗址文物。马头镇勉岭商代铜卣，元龙坡西周时期、安等秧战国时期435座墓葬遗址文物。

县域南部：双桥镇伏林村敢汉（山洞名）及潭王坡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太平镇堂斋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大石铲文物。县域西部：锣圩镇岜勋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淝阳小学校旁新石器时代大石铲。县域北部：仙湖镇邓吉村敢敏（山洞名）新石器时代晚期岩洞葬遗址文物。县域中部：城厢镇敢风洞前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里建圩附近潭勃（地名）新石器时代遗址大石铲。

上述武鸣县境内的古代遗址文物表明，早在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三、四千年前的商代，二、三千年前的西周及春秋、战国时代，即在秦始皇向岭南进军———中原汉民族向广西迁徙定居之前，在武鸣这块土地上的东、南、西、北、中部，已有人类群落居住、繁衍着。他们的先祖则是上溯至更遥远的原始人。

从马头镇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群的座数，可以得知当时居住在该地一带的土著民族人数众多。

秦朝之前，武鸣这块土地上的壮族居民及其后裔，即使迁徙，也不会全部都离开武鸣这地方；即使遭遇大灾难，也不会全部灭绝。当今的武鸣居民大部分就是他们的后裔，显然不是中原人在广西的后代。

地名是人类活动的印记。长久居住在该地的民族，为了生产、生活交往方便而命取地名。上述古人生活遗址土名几乎都是壮语地名用汉字记音。如（括号内为义译）：岜（山）、敢（山洞）、潭（池塘）、勃（土丘）、元龙坡（山谷旁丘地）、安等秧（堆放稻草的坳）。太平镇堂斋岭出土大石铲22把，直立排列成圆圈形，中间有一层很厚的草木灰堆积，石铲的刃部一律朝上，柄部朝下。据观察推测，该处为远古的一个祭坛。岭名“堂斋”，壮语称大型祭神活动为“古斋”，“堂”就是祭神的坛，石铲把数“22”，壮语读音除了指具体数字，还有“思又思”的谐音双关义（思念祖先）。反映了远古壮族先民的石铲崇拜（含劳动崇拜、祖先崇拜）、火崇拜、太阳崇拜。由此可知，当时该地的先民是壮族群落。

　2、后裔瞒祖出讹传

当今武鸣居民人口有65万余人，壮族约占87%。从主体上说，其先祖就是原始社会以来世世代代居住在武鸣这块土地上的土著民族。从外地、从远地迁徙而来成为武鸣的世居者毕竟是极少数。

然而，武鸣各地长期以来流传的宗源之说，几乎都是自称其先祖古时从外地迁来武鸣（含前称）定居的，多数与武将、高官有关，其依据也只是听宗族“老人”所说而已，世代传说，无可稽考，有的据此写成了宗族谱册，有的刻在宗祠石碑上。

县民中流传较多的是先祖原籍山东，宋代时随狄青征南而留住下来。狄青部队在武缘（今称武鸣）屯兵吗？史籍记载，剿平侬智高之后，宋朝廷派狄青部将到广西左江、右江和宜山一些地区任地方官30人（一一列表）。其中，没有派到武缘来。其将领不来亦不在武缘屯兵。再之，武缘地形四周高山险阻，易被敌方封隘困死，不宜屯兵。其三，屯兵要在交通便利之地，还要有大片田地供其耕种自养（政府平时不发饷），以编队扎营，兵士姓氏多杂，武缘境内没有如此历史陈迹。纵然有外地移民迁入或狄青部的失散兵、逃亡兵在武缘落户，其占全县总人口比例为数亦不多。然而，那么多人自称先祖从外地迁来武缘或随狄青征南而来，有的本来是土著壮人也冒称随狄青南来的汉族，似乎远古以来就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土著民族都没有了后代，是有悖于历史实际的。

解放前，武鸣“土人”（壮族）都自称自报是“汉族”———讲土话的汉族。其实也都是冒充汉族的，不但语言不同，衣着、节日等风俗习俗都与附近的汉族（横塘人、客家人、街人）有很大的差异。县内许多壮族群落自称其先祖从山东白马来。中原没有壮族，即使有从山东迁徙到武鸣定居的不会是壮族。再之，古代宗源传说中的地名，要从古代历史地理的概念去理解。如“山东”之称，古今同名异地。春秋时代称太行山以东为山东。战国、秦、汉时代称崤山或华山以东为山东，此后所指地域多有变更。古籍中所谓山东白马县（津、驿），不在今山东省，而在今河南省滑县。山东省，系清代始设的政区，沿袭至今。

由于古时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甚至把南方少数民族视为“南蛮”而加以征伐。壮族先民们为了逃避民族歧视、民族压迫，为保护自己及后代，隐瞒自己宗族的先祖是土著壮人的族源身份，于是出现妄加编造氏族谱之风，攀龙附凤，说自已的先祖是汉族，系某地大官的支系，恐空口无凭，又编造有文字记载的宗族谱，有的刻于宗祠石碑，有的刊印成书，显赫流传于世，其后裔不能正本清源，以讹传讹，代代沿袭，形成真伪难辨、以假当真的族源版本，其实是丢了祖宗的数典忘祖。

民族平等、优待少数民族的当今社会，武鸣土著民族的后裔们，对前辈传袭的外来族源说，应持科学的态度，正本清源，不要丢弃了自已的正宗的祖先。

　　３、壮族神话说分姓

武鸣壮族民间流传着乜洛甲、布洛陀、卜伯的神话故事。其中传说远古时候人们无名无姓，只以辈份或身份来称呼。如，“乜洛甲”、“布洛陀”，均为壮语称谓借汉字记音，涵义分别为“山里始母”、“山里始父”；“卜伯”义为“父亲”。（壮语中，“乜”即“母”；“洛”是“山里、山区”；“甲”即“起始、第一”，“陀”就是“起始领头”）。后来，宗族支系多了，无名无姓叫不便，认不清，于是就产生以姓氏表明家族的分支，并避免近亲婚姻。起初，姓和氏有分别，姓指起于女系，氏指起于男系。后来没有区分，说姓氏，专指姓。

壮族创世神话史诗《布洛陀》（师公唱本）第11章述说远古壮族先民的“分姓”：布洛陀派卜黄给大家分姓。卜黄日思夜虑仍想不出分姓的办法，弄得害了一场大病。大家都来看望他，给他送来一些慰问品。卜黄由此想出了分姓的办法———谁送什么东西就安他姓什么：送梨果的就安他姓李，送牛肉的就安他姓韦，送黄牛肉的就安他姓莫，送鸟的就安他姓陆……。（壮语中，梨叫“雷”，与壮姓“李”同音；牛叫“怀”，与壮姓“韦”同音；黄牛叫“莫”；鸟叫“陆”。）有一个人提个空篮子要去赶圩，半路听说卜黄病了也捎顺进来看望，卜黄也给他分姓，安他姓蓝。吃饭的时候，刚才在厨房里替大家煮饭弄菜的人说还没姓，卜黄就安他姓赵（壮语“赵”与“灶”同音）。分姓结束后，有一个才匆匆赶到。这人平日吊儿郎当，爱捣蛋，现在来到也还是满口粗话。卜黄便用他的口头禅给他安个丑姓———姓伟（伟，壮语读英文字母∨，指男性阴茎）。这人不服气，表示今后改邪归正。于是，大家劝卜黄给他个美姓。卜黄便给他改做姓韦（与“怀”同音，义为“牛”）。从此天下人，分成百家姓。

武鸣壮族神话故事《卜伯》中有这样一段传说：布洛陀年老死了，大家便推选卜伯做头人。特依和达依兄妹俩是卜伯夫妇的儿女。一场滔天水灾，天下人被淹死了，只剩下特依和达依躲在一只大葫芦里能活下来。为了使人类不致灭绝，他们依了神仙公公的反复劝说，结为夫妻。后来，达依生下一个圆肉团，夫妻很是伤心。神仙公公前来送给他们一块竹片，说：“你们把肉团切成小片片，数着每抛出一片肉，同时念竹片上的一个字，每念一个字就是一个姓。”一眨眼，老公公无影无踪了。夫妻俩照着做，数到99，竹片上的字念完了，还剩下7片肉。一眨眼，抛出的肉片都变成了人，一数，有44个女人、55个男人。特依将所剩的7片肉全抛出去，同时说了一声“韦”。那7片肉随即变成了3个女人和4个男人。他们问：“爸爸妈妈呀，哥哥姐姐们都有姓，我们还没有姓呢？”特依说：“你们7个就姓韦吧。”就这样，人们都有了姓，也因此世上男人比女人多，壮人韦姓多。儿女们学会了父母所传授的各种本领，分散到各地去成家立业。临走时，特依说：“异姓结成夫妻，繁衍后代。”从此，同姓不通婚的习俗就传了下来。

　　４、壮姓汉姓不同源

壮族传说中的分姓故事，说明了土著壮人的姓是壮族祖先们命取的，是用壮语音和壮语义命取的，是自有起源的。

壮族民间故事中提到的姓，仅仅是举例之说。现实社会中的壮族的姓，比故事中说到的姓多得多，而且各个姓的起源也不只是故事中所说的。

壮族姓氏，主要起源于壮族先民的原始崇拜，实质上是对诸神的崇拜，包括对自然物或象征物以及图腾崇拜，即使是以住地名、职业名为姓氏，其实也是一种崇拜。起初，人们有名无姓，为了区别，常在名前冠以地名（或职业名），称为“某地（或某业）某人”，后来流行取姓，原“某地（或某业）某人”之称便演变为“某姓某名”。这就是壮族姓氏形成的一般过程。

古代壮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书写地名、姓氏时以用汉字记音为主，个别以表义为辅。壮姓用字则采用汉姓的字，不另起炉灶，有壮、汉融合的痕迹，但是壮姓另有读音、另有起源。这就是“壮姓汉姓，同姓异音不同源”。

中原汉族姓氏的书，历代尤其是十多年来出版发行了很多，流传甚广，影响极大。书中分别述说各个姓的起源、根地及陆续向四周边境迁徙、定居、繁衍的情况。史籍上亦有中原汉族确实向边境扩展迁徙的记载。武鸣本土壮族人有的将自己的姓“对号入座”，认为自己这个姓的先祖也是从中原某地迁徙来的，有的将此载入自己编撰的氏族宗谱书中，以致谬误扩散，后代以讹传讹。

下面举例说说部分壮族姓氏的起源，与汉族姓氏的起源是不相同的。十多年来，许多学者出书刊文，就壮族姓氏起源的研究，发表自己的见地，形成共识。如，壮族韦姓，一是起源于古代先民牛崇拜或牧牛业群体，以崇拜、职业为姓；一是起源于古代先民的石祖崇拜，以男姓生殖崇拜为姓。（石祖：石制的男性阴茎，古代祭祀供奉之物。）两个推测的依据是：壮族韦姓在壮语中有“怀”、“V（英文字母）”两个读音———“怀”是“牛”，“V”是“阴茎”。汉族韦姓的起源，一是夏朝时元哲被封为韦国（在今河南滑县东南）诸侯，其后裔以故国名取姓韦；一是汉代功臣韩信的后人为避仇而改取姓韦（“韩”字的半边）。

武鸣县太平镇有个古老的壮族大村，村名壮语称为“坛怀”（音），村宗皆姓韦，是壮族韦姓（怀）起源于古代牧牛业群体的一个典型。（壮语“坛”，义是“屯。）两江、马头、罗波镇多个壮族村名中的“韦”字则读“V”，系男性生殖崇拜而取村名、姓氏。在两江镇聚群村有一处新石器时代（距今约四五千年）人类生活遗址，壮语名称为敢娅蒲（汉语义为阿婆山洞）外的一旁，有一个高约3米、直径约1米的古人类生殖祟拜的石祖，是人工竖立起来的，由两截石条粘合而成。自治区考古专家郑超雄说，这样巨大的石祖非常罕见，可称它为“岭南第一祖”。据县志办调查资料，这一带几十公里范围内韦姓人极多，今约占当地人口的1/3。是壮族韦姓（v）起源于远古壮族先民石祖祟拜的一个典型。壮族古代歌仙刘三姐，《辞海》释“亦称刘三妹”。她原本无姓氏。壮族长篇叙事诗《布洛陀》中说“僚侬三造友”，是壮语借汉字记音，义为“我们三妹制造爱情”。壮语“僚”，义为“我们”。后来流行取姓，便有刘三妹、刘三姐之称———由起初的壮语人称代词“僚”（我们）谐音演化为姓“刘”。（参见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第543～545页。）。

枫树，壮语称“可楼”。壮族刘姓、廖姓起源于枫树崇拜（谐音演化）。壮族先民以枫树为神树，各地流传枫树的故事，爱吃用枫叶汁染成的黑色糯饭，“三月三”用青枫叶扎门旁以祈平安、吉祥。

壮族陆姓的起源，一是壮族古代先民的鸟崇拜，一是壮族先祖居住山区，皆系根据壮语“洛”（鸟、山区）的读音与壮族姓陆的读音相同作推测。山洞，壮语称“敢”。壮族原始先民最初居住山洞，后裔为怀念祖先而取姓甘（与“敢”同音）。后来从巢居（在树上架巢）发展为在地面建造住宅。房屋，壮语称“栏”。以建“栏”为业的壮族先民，有的就以“蓝”为姓。

壮族姓“苏”，壮语称为“做”，起源于壮族原始先民的石铲崇拜。“铲”，壮语称“做”，“石”，壮语称“林”。石铲，壮语称“做林”。出于原始崇拜，古代壮民以“做”、“林”为村名、姓氏。府城镇东江边有个苏林村，村宗苏姓而无林姓，古代先民们以石铲崇拜而取村名“做（苏）林”，以“苏”为村宗姓。

以上仅是壮姓汉姓同字异音不同源的举例说明，因篇幅所限，其余从略。总之，壮姓汉姓各自有着不同的起源，两者同用一个字，即使算是同姓也是不同宗。土著壮族不是从中原迁徙来的汉族的后裔。

　　５、自编荣耀宗族史

清代《武缘县图经》载，元代至正年间（1341～1348年），山东汶上县人李廷宝到广西象州任官，年老退休时因兵乱道阻，不能回原籍，就到武缘县落户。100多年后，李廷宝族人称明代武缘名人（曾任四川剑州知州）李璧（1473～1525年）是李廷宝的后裔。然而，李璧自撰的《李氏族谱》宣称“璧之先世居武缘五凤村，故老相传自贵州来”，因遭世乱，宗谱世系迷失，无可稽考。但他不承认自已的先祖是从山东来的。而今，李璧故居（今名为陆斡镇覃李村）的村老们声称，“清代思恩府知府李彦章是李璧的后代，是我们村上人。”（思恩府署旧址在今武鸣县府城圩。）其实，李彦章是福建福州人，1827年上任思恩府知府，其在武缘各风景区多处崖刻题词落款“侯官李彦章”。“侯官”不是官名而是地名福州的古称。以上是信口雌黄的光怪陆离的世传氏族谱的典型一例。

武鸣清代名人刘定逌，进士身份，在朝廷任翰林院编修。其宗族源值得推敲。据《武缘县图经》记载，康熙45年（1706年）族老刘世瑛撰《宗祠碑记》称，太祖刘禄，籍自江右（今江西）庐陵，“宦任南宁奉政大夫，睹葛阳之胜地，舍故土而卜居。旧谱遭乱，世系迷失，远无所稽，惟得之传闻中”。乾隆15年（1750年），刘定逌撰《宗祠记》称“葛阳刘氏肇（开始）自通判公……子孙十余世”。嗣后，刘定逌撰《刘氏族谱》称，刘禄官任邕州通判，是庐陵人刘瑕的二十九世孙。刘禄的官衔，为什么由“南宁奉政大夫”变为邕州通判？看来刘定逌已弄明白地方职官没有“奉政大夫”之称（朝廷才有此职官）；“通判”是州设的职官，故把“南宁”改为“邕州”。刘禄之上至刘瑕隔二十九代；刘禄之下“子孙十余世”。为什么离远的能说出确凿具体数，时近的却只能知道个大概数？似乎有悖于通常的认识规律。世人公认刘定逌是聪明人，为什么他在编撰自己的宗族谱时却出了破绽呢？民国名人陆荣廷，武鸣县宁武乡垒雄村人，官至广西都督、两广巡阅使，上将军衔。陆君田、苏书选编著《陆荣廷传》开篇道：“陆荣廷……其祖先于宋朝随狄青平南，由山东白马村南来，到广东高要屯田留下，转辗又到武鸣，在垒雄村落籍而为壮族人。”如此记载，只是该书作者根据垒雄村族人的所说而写到书上，并不是经过稽察考证后的认定，都不能以“有书为证”来确定其历史的真实性。

武鸣县夏黄村人黄诚沅受聘编撰民国23年《上林县志》，书中设有《氏族谱》分卷，记载县人部分姓氏的族源，只是根据该族人所说或自写照录载入，并不是经县府官方稽考属实后的认定。武鸣的一支覃姓据上述《上林县志》所载，在自己的宗族氏谱书中称：先祖覃怀满，系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人，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元代时南征至广西后留戌东兰，其后裔几经辗转“蜂分”播迁，有一支定居武鸣县境内几个地方。

世居武鸣县域西部的一支潘姓人，古时就代代沿袭声称，其先祖是从山东来的潘仁美，系宋朝大将、宰相、国丈，其坟墓今在县域西北部一座高山顶上。该支潘姓村旁有潘仁美庙，庙内立有潘仁美菩萨及宗族石碑。昔时每年农历正月二十五日家家“做节”祭庙，抬潘仁美菩萨游圩，热闹非凡。然而，潘仁美其实只是明代长篇历史小说《杨家府演义》、《杨家将传》（后又改编为戏剧）中的虚构的人物形象，并非真人，不能生育后代。宋代历史上真有其人的开国大将叫潘美，是国丈，任宰相（当时称同平章事），但他的名字不是“仁美”，也不是山东人而是大名（今属河北）人，他本人或其宗族、后裔不曾到武缘落户。如果是真的来，武缘可要比唐代柳宗元（小官户部员外郎）到柳州任官出名得多，史籍必有记载。潘仁美及其宗族到武缘落户之说，纯属杜撰。

民国四年《武鸣县志》载，锣圩团有“祖王山，相传古有潘黄林三将军征蛮偕终于此，今潘黄林三姓人合立祠祀之，故名”。（王，对辈份高的尊称。）“三将军”各人什么名，何方人氏，何时征蛮到锣圩，怎么一同死于这山上等等，均不得而知，无可稽考。编撰宗谱者或许也能编拟出名字、籍贯及精彩的故事情节来，但毫无历史事实，皆为无稽之谈。而那些“立祠祀之”的“潘黄林三姓人”，却已以先祖将军为荣，炫耀于世。诸如此般的外来族源之说，在武鸣早已是屡见不鲜。

　　6、包公难察氏谱言

宋代包公以断案老练著称。然而，对于世上各持已说的名人氏谱宗源的纠葛，包公再世也是感到棘手，反正断不了案，只好不审而罢，尽让各方争鸣举证以求是。侬智高何方人氏，至今仍是个谜。《辞海》及有关史书释说他是广源州（属邕州管辖，境地为今靖西、德保一带，以及越南北部，治所在今越南高平省广渊）的壮族首领，其父侬全福曾任傥犹州（今广西靖西县东部）、广源州知州，对其之籍贯无明确记载。当初，朝廷以“逆匪罪”对侬智高及其部以讨伐征剿时，无人敢认他为本宗族人，甚至侬姓人也惧怕得改为姓农。后来，历史说他是壮族农民起义领袖，光荣于世，就有几个地方声称侬智高是“我们乡里人”。1988年《武鸣文史资料》第二辑载苏书选文《武鸣历代史话》称：“传说县西三十里的杜轩村（今之宁武乡雄孟村）农姓人家，是随侬智高起义的遗民，失败后匿居于此，因避官军诛灭，改侬姓为农姓。”2000年5月30日《南宁晚报》载覃芝馨文《侬智高古道行》称，据宁武乡杜轩村几位高龄村民说，该村“就是智高祖居之地，后来在此生下侬智高……族谱记载农族祖先大约五六百年前从天等迁居这里”。（按：侬智高于1052年起兵反宋，距今940多年。杜轩村几位高龄村民的“五六百年前”之说不符。）2005年7月7日《南宁晚报》载张波文《侬智高反宋的故事》称，“侬智高（1025～1055），邕管羁縻傥犹州（今扶绥一带）人”。亦未能举证说明其为傥犹州人的依据，表态式之说，不足为是。其父任傥犹州知州，不能说他籍贯就是傥犹州人。

清代武缘县出了两位太平天国将领李开芳、林凤祥（一作凤翔），分别为两江龙英村大李屯人、太平林渌村广寺屯人。史学界对李开芳的籍贯无异议。但对林凤祥的籍贯有纠葛，至今莫衷一是。可能是他被俘后，为避株连九族，受审时编造歧说籍贯宗族地址，以致前后不一，后人对他的籍贯有多种说法，史学界讫今未能定论。

1962年2月12日《广西日报》载吕集义文《林凤翔的籍贯及其他》称，林凤翔是广西武缘（今武鸣）县林圩广寺屯人。1980年版《辞海》称，林凤祥是广西武鸣人（一说广东揭阳人）。1991年版《桂平县志》称，林凤祥是桂平县白沙乡人。1998年版《武鸣县志》称，林凤祥是武鸣县太平乡林渌村人，一说广东揭阳人，一说广西桂平人。2002年版《辞海》称，林凤祥是广西桂平人，一说武缘（今武鸣）人。2005年10月11日《南宁晚报》载陈谟志文《武鸣双雄———林凤祥　李开芳》称，林凤祥是南宁市武鸣县太平乡林渌村人。

以上各持已说，皆为表态式之言，无充足证据，不能令人信服。

1988年《武鸣文史资料》第二辑载韦炯位文《〈林凤翔宗谱〉考》称，该宗谱是清道光25年（1845年）林凤集（凤翔二弟）亲笔始撰，后裔续撰，并有凤翔之上12代、之下7代的世系表。清代村学堂建校捐款名单石碑刻有林凤翔及捐款数。村里有林凤翔练拳用的石器遗物，等等。1990年间，武鸣县志办工作人员向广西地方志专家们反映这一情况。专家们说，要找到清代文献记载来证实，否则，异议者说是凑巧同姓同名，还是不能定论。

武鸣县志办的同志查阅清代宫廷文献《清实录》，未能找到关于林凤祥的记载。由于资料所限，县志办未能从其他文献多方查找，期望志趣者继续探索，力求有所发现。

　　7、外来迁入武鸣户

历史上，外地人迁徙到武鸣（前称武缘）立户世代居住者，有商人、入赘、避难、流放、移民、官吏及眷属等，大部分是汉族，少量是壮族和其他民族。群体迁入者，基本上是自立村落，少数插入当地本土居民村落居住。总之，外来迁入武鸣的居民，占全县总人口的比例是很少的。

古时外地人到武缘任官，本人及其眷属、后裔留住落户武缘者极少。明清时期，思恩府署驻武缘县境内383年88任知府，皆外地人（当时回避制度如此，下同），其眷属、后裔无一留住落户武缘。明清时期武缘县182任县令、知县，皆外地人，只有明代第二任知县周良显（江西庐陵人）在武缘老逝、葬于县城北郊（今有其坟），其后裔族群居今武鸣南部等地。（据该周氏族人自称是周良显的后裔。）

今县内的汉族居民人口约7.7万人，占全县总人口12%左右，其先祖大都是从县外迁入的。其中，“新民人”是清初顺治年间（1644～1661年），官方从宾州（今宾阳）组织移民来的果蔗农，主要居住于武缘县域西北部的灵马乡农村，今约有1.6万人。“横塘人”是清康熙年间（1662～1722）官方从宣化（今邕宁）组织移民来的糖蔗农，主要居住于武缘县域北部的府城乡农村，今约有3.1万人。“街人”今约有3万人，主要分布于府城街和县城。

1950年代，武鸣县接收安置都安县山区移民532人、仙湖水库淹区马山县移民232人，主要居住于县域北部的连才村。1958～1979年间，武鸣县多次接收安置归国华侨共13097人，主要居住于县境内的农、林场。

解放后，在武鸣县工作的外地人，其后裔留住、落户武鸣的也不多。在武鸣享受离休（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待遇的干部中，有59人是从北方来的“南下”干部，其后裔成为武鸣居民。县委、县政府、人大、政协四家班子的历任正、副职干部中，外地籍落户武鸣的有19人。1990年，在武鸣县属及驻县单位工作的各类高级职称人员中，外地籍有49人。在武鸣农村定居的汉族人，除了极个别插居于壮族村屯而融合为壮人之外，其余大部分如新民人、横塘人都是自移民迁入以来就自立村落，至今已几百年，尽管处于四周皆壮族村屯的环境中，其语言、风俗依然自成一统，在自己村内仍操新民话、横塘话，历经了许多代人，仍是“乡音无改鬓毛衰”。看来这种情形仍会往后长期延续下去。一个民族群落的个性特点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上述之外，武鸣境内如果还有类似的外来族群迁入定居，即使历时更长，也仍保持其本来固有的民族个性特点。

　　8、解读遗码看宗源

壮族源流的几个认知辨析

Fri, 21 Feb 2020 00:00:00 +0000

广西壮族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民族，壮族有自己非常鲜明的特点，却又是一个与汉民族融合最多的一个民族。壮族的身份意识很弱，与庞大的壮族人口形成鲜明对比，眼看着真正的壮民族的特点逐渐消失，剩下得只有每年形式主义的活动，这是很让人痛惜的。

一、壮族的起源

今壮族聚居的右江河谷地带，已发现多处六七十万年前古人类活动留下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有不少文化遗物。五万至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桂中、桂南、桂西的广大地区，已发现人类化石13处，文化遗址、遗物分布点100多处。如桂中的“柳江人”、“麒麟山人”、“白莲洞人”、“九头山人”、“都乐人”、“甘前人”，桂北的“宝积山人”、“荔浦人”，桂南的“灵山人”，桂西的“干淹人”、“九楞山人”、“隆林人”、“定模洞人”等，都以发现地点名称来命名。这些古人类的体质特征，大体是头部颧骨较大，鼻梁稍凹，上门齿呈铲形等，属南方蒙古人种，与现代壮族人的体质特征相似，而与其他民族相距甚远，说明了他们就是现代壮族的原始祖先，壮族的先民是广西乃至整个岭南地区最早的土著，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的主体很少迁徙的民族之一。

壮族是一个和汉族交流很早的民族，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通常认为壮族是古代百越族群中的西瓯、骆越等部族。或为燧人氏、伏羲氏后裔。主流学界三种说法：一是认为壮族是广西本地的土著民族，以花山壁画古迹和出土铜鼓为理论依据。一是认为壮族是由湖北等地南下的蛮夷民族。如清代学人汪森《粤西丛载》：“獞自元至元间方入省地，近日编于版图者，谓之熟獞，性略驯。其远者谓之生獞，梗化不可制……”。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壮族包含土著，以及来往汉人的同化和混血的多元成分。普遍认为自秦攻百越后，汉族由此开始大规模南下，开启了广西并入中国版图的一统进程。之后经历唐、宋、明三朝的征服，壮族和汉族的人口比例才形成今日之雏形。

日本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教授塚田诚之著作《壮族社会文化史研究》插图

二、壮泰走廊

“壮泰走廊”的开始形成是从秦始皇统一全国到唐初的一千年左右里，随着中原王朝对壮族地区统治的日益加强，汉人到岭南参与开发的日渐增多，汉文化的传播更加广泛，这样使得壮族东部各个部族逐渐汉化，到了唐朝末年的时候，壮族东部地区汉化进程基本定局，有着大量越族语底层词汇的粤语作为汉语的一个方言开始形成，岭南东部地区只留下了大量的壮语地名，不服汉化与不羁汉法的壮族先民退居岭南西部，与壮族西部地区的壮族直系先民融合。结合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可以推断出泰族与壮族的分化也是在这个漫长的郡县时代开始的。中原王朝势力的南下，迫使一部分壮族先民纷纷南迁，通过广西的西江流域进入了越南的红河流域，然后又受到了早已经定居于此的越南京族先民的排挤，又不得不越过红河流域向西进入中南半岛中西部地区，沿左江流域-红河流域-老挝高原-泰国中部平原等一条长线，形成了所谓的“壮泰走廊”。

在经过漫长岁月的发展之后，这些率先南迁的壮人先民（及之后由于汉族在南方开拓疆土而不断迁徙来的壮族先民）逐渐征服了当地的孟族和其他大大小小原始森林部落，在相当于中国宋朝的时候，首次建立起属于这个民族的统一政权——素可泰，其后在周边地区建立起了其他大大小小的泰族政权，形成现在的泰族和老族先民的政权。这些政权大都受到了这片土地的土著——孟人的影响，在宗教文化上也受到了孟人长久信仰的小乘佛教的洗礼，泰-老民族开始形成了全民信仰小乘佛教的局面。

在“壮泰走廊”形成并发展的漫长岁月当中，由于云贵高原北部的藏缅语族民族（彝语支民族为主）的南下，以及越南京族政权的兴起并脱离中国的中央王朝政权取得独立后不断地向其北面的壮族地区和其西面的泰族地区扩张，两者开始形成了对壮-泰族先民的钳状制约力量，壮泰民族从漫长的壮泰走廊分布变化为逐渐分离局面，也导致了现在壮族先民与现代泰族先民失去了紧密联系，终于产生了壮泰民族的最终分化。从现在民族的分布图来看，壮族分布与泰族（包括老族、傣族、掸族等）分布呈一个葫芦状，壮族的分布区和泰族的分布区为葫芦的两大瓢，而两者之间唯一的连续点就是越南西北泰族地区和云南文山州的壮族地区，可以窥视出壮泰迁徙历史的一些脉络。

在泰-老族政权的形成之后，随着人口的繁衍和农业的发展，一些泰-老族开始沿着河流往上游追寻适合耕作的土地，进入了现在缅甸的掸邦和中国云南的南部地区，开始繁衍生息起来，并一直保持着与原来的泰-老民族的紧密联系，这些泰-老人就是现代缅甸掸族和中国傣族的先民。到了近代，壮泰分化模式基本固定下来，两者的区别就是，西部是信仰小乘佛教的泰-老族，东部则是仍然保留着传统信仰和祖先崇拜的的壮族-布依族。许多外国的学者都喜欢把壮族、布依族等称呼为“不信奉小乘佛教的泰族”，就是这个原因。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法相聚占领了中南半岛（印度支那半岛），为了蚕食中国边疆，欧洲学者相继投入研究岭南各少数民族。如英国人吴遮的《暹罗史》，美国学者博士威·克·杜德的《泰族》一类著作中，均把广西广东，云贵地区的各个壮侗语系部族统一为“泰族”。英国学者琼塞的《泰国史》里也持有相同观点，并认为泰族原居住在黄河流域遭受汉族的进击，撤退到岭南以及南亚等地。这个假说虽然过于夸张，但也肯定了壮泰同源的本质。

然而殖民者的学术观点，为二三十年代泰国政府大搞的大泛泰民族主义提供了舆论炮弹，暹罗军人总理銮披汶推行“大东亚泰族联邦”政策，遂改暹罗国名为“泰国”。呼吁中国之壮族，越南之岱族，老挝的老龙族，缅甸之掸族等趋于一统。其真正之意图乃为窃取中、越、老挝以及缅甸等地的政治版图自然不言而喻。西方、泰国甚至日本人都各怀企图，这才使得起步很晚的民国学者，如徐松石、刘介等入驻少数民族研究学这一薄弱的领域。

不可否认的是壮族和泰族确实存在远亲关系，然而因为两千多年的群居交流，壮族和汉族早已高度融合，无分彼我，相比之下，经历历史的发展泰民族和壮族的区别更甚明显。

三、壮族形成

壮族作为一个单一民族开始形成的时代是唐朝后期开始的。唐王朝对待已经汉化的岭南东部和仍坚持自己独立个性的岭南西部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东部地区，实行划州县、置官吏、征贡赋的制度，进行直接统治；而在西部山区则设置了50多个羁縻州县，按唐初的惯例，利用原来的壮族首领为都督、刺史，“虽贡赋，版笈多不上吏部”，进行间接统治。（《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西部壮族地区政治经济上相对有独立性。至于所谓的“蛮洞”地区，唐王朝根本不加管辖。因此，依然存在“无城郭，依山险，各治生业，急则屯聚”的状况。因此，壮族的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羁縻州县的设置，给予了壮族先民较大的自治权利，壮族作为单一民族的形成，与这个政治经济制度是有关系的。

西原州是当时壮族羁縻州当中最出名的一个。因为在唐朝中末期，壮族领袖在那里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反抗唐王朝统治的战争。公元756年，西原州黄峒（今广西左江流域）壮族领袖黄干耀、真崇郁领导属下壮族民众，联合了陆州（今广西钦州）、武阳（今广西罗城县北）、朱兰（今广西东兰）黄橙（今广西扶绥）等一百余峒人民，“合众二十万”进行对唐王朝的武装反抗。“占地数千里”，设置国家政权，号称“中越王”，下设各级官吏，声势十分浩大。唐王朝因此惶恐不安，采取“剿抚”结合的策略，一面对起义部队进行分化瓦解，一面调兵遣将横加征讨。结果，起义队伍受挫，黄干耀等牺牲。（《新唐书·西原蛮传》）大历12年（777年），西原州的壮族人又在首领潘长安的率领下，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斗争。武装部队占地“南距雕题交趾，西控昆明夜郎，北泊黔巫衡湘”，建号称王，威镇中原。（唐·韩云卿《大历平蛮颂》）唐贞元十年（794年），西原州黄峒壮族人民又在首领黄少卿的领导下举行大规模武装反抗，相继攻陷横、钦、浔、贵四州，围攻经略史驻地容州。黄少卿的儿子黄昌钙率领的一支起义军，先后攻陷了十三州的地方，动摇了唐王朝在岭南的统治。唐王朝为了挽救败局，在桂东地区设置容管招讨经略使，率军与起义军大战，每日交锋达6、7次之多，起义军终于不支受挫。唐元和元年（806年），起义军将领黄承庆在邕州被俘，黄少卿诈降受封为归顺州（今广西靖西县地）刺史。不久，黄少卿复与其弟黄少高举起义旗，联合黄少度、黄昌獾两支壮族起义军队伍，攻陷宾州（今广西宾阳）、峦州（今广西横县地），并据达11年之久。随后挥军南下钦、横两州，与邕管经略使韦悦激战，再陷严州（今广西来宾县地），锐不可挡。唐军主帅阳玟、裴行立相继身亡。唐王朝在损兵折将之后，又从湖南、湖北、江西等地调兵前来征讨，但因长途羁旅，人疲马乏，加之环境生疏，水土不服，伤亡极大。唐长庆三年（823年），黄少卿回师功邕州，陷左江镇，下钦州，破千金镇，占领了今广东西部和桂南的十八州。最后，唐王朝几乎倾尽国力，动用了全国的军力，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办法来打败了壮族先民的起义军。这样一来，唐王朝国势逐渐衰落，最终在自身矛盾的激化与各地藩镇割据的相互作用下土崩瓦解，中国进入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唐王朝的衰落的直接原因，可以说是壮族先民持续了一百多年的反抗斗争造成的。

在长达100多年的反抗唐朝统治的斗争里，壮族先民各个部族得以相互交流，民族实体开始真正形成，不过唐朝在崩溃之前倾尽了国力来镇压了壮族起义军，所以各个部族又被分化瓦解，唐朝灭亡后壮族各个部族又开始了统一进程，北宋前期，壮族作为一个单一民族开始踏上华南政治的历史舞台。公元960年，北宋建立，结束唐后五代十国的分据局面，为了加强统一局面，北宋王朝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强化中央集权的政策，北宋初期国库空虚，在开国的时候，就采取了“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饶矣”的决策（[宋]王冉《东都事略》卷二三《传论》），把吸血管插入岭南壮族地区。加上北宋王朝残酷的民族压迫，把壮族人一律蔑称为“蛮”、“峒獠”、“蛮獠”等等，动辄杀戮，“夷其种党”，所以民族矛盾严重激化。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里，长久以来各个部落都是一盘散沙的壮族内部产生了政治、经济上进行统一以抵抗北宋王朝的要求，所以在当时，壮族人掀起了一系列的武装反抗运动。这些为了追求民族利益而进行的武装起义，促进了壮族各个部族的统一性，但最终都在北宋的高压之下以失败告终。现代壮族的现状与族情，与当时的壮族各部族统一运动和失败是息息相关的。在这场民族内部各部族统一运动里，最著名的历史事件莫过于当时由侬智高领导的威镇岭南的轰轰烈烈的“南天国”运动了。

四、壮汉融合

在唐宋以前壮族仍然是落后部族社会，而在这之后，中央政权带来的羁縻州、土司制度。土司常由驻扎的军队官员担任，或者效忠中央的部族首领，从根本上巩固了汉文化领导的地位，为此包括壮族在内的少数民族都主动或被动往汉化靠拢，习用汉姓、汉服，参加科考。这类最早融合的族群被称为“熟壮”，与之相对的是野蛮的“生壮”。“熟壮”认为自己和汉人没什么区别，形成了对汉化的认同而或多或少逐步消弭了壮族的原始特征。另一方面，因为土司集团利益的倾轧，相互攻陷，土司领导之下的壮族内部甚至是分裂、互相排斥的。最具代表性的即田州岑氏（今属田东、田阳县）之间的混战。

因此壮族的身份意识是非常薄弱的，从始至终是带蛮夷的谦卑，追求汉化，或世俗化的认同，这也是为什么道教和佛教文化很轻易就占领了壮族的祭祀活动。汉文化随着中原民族的南下对壮族耕耘方式和生活方式有些很大的改进。壮族人由此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比如借用姓氏。梁庭望《壮族风俗志》：“壮族的很多姓氏原来就是氏族的标记，隋唐以后才用近音的汉字姓来表示的。如莫姓为黄牛氏族，侬姓为森林氏族，梁姓为禾稻氏族，潘姓为游猎氏族，区姓为蛙氏族……等等”。

许多人常常困惑于，建国以前未有过有壮族的族称。实质是，壮族在汉文古籍中常以土族、蛮族、獠族、獞族等指称。但壮族人本身很少自称“獞”，也少有统一的称谓。为了区分身份的差异，一般把汉人唤作“客人”或“官话人”，自己则自称“土人”或“布僚”、“布僮”、“布土”……“布”是壮语里的“~人”的形容词。近代由獞族改写为“僮族”，因为国民政府继承改土归流政策后，力求实现民族平等，把少民带歧视性的“犭”字旁去掉。建国后周总理提议僮族改为“壮族”。而改名提议始于三十年代原广西大学校长，教育家马君武先生。“1932年，马君武博士到壮族聚居的武鸣县视察……他著文说：‘大家从来就看轻土民，苗、瑶、僮本是广西的土民，分明好好的人类，偏偏加上犬旁，比如獞人。我们应当还为人字旁，再加上一个强壮的壮字……’”（萧乾唐侬麟《八桂香屑录》）。今台湾的异体字字典收录有<亻壯>这个字。

1965年10月12日，广西僮族自治区更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

五、壮族避谣

常见的谣传，即认为建国后为了政治目的。把很大一部分汉人划成壮族。这个说话并没有实质证据、资料的支撑（就“很大一部分”这一点而言，如哪位读者有证据能证明请提供给本人）。常常有人云：某某处某某人发现家谱，自己祖上其实是某某地而来的汉族。——大可不必太怀疑家谱，在旧时代，接受汉化就是世俗化，文明化的追求，至少对土司统治者的壮族人是把这个当做身份上升的条件。同时也不排除本是汉人移民，经历多代混居，移风易俗“壮化”的，或者本身就是壮族，因为走上仕途或商贾之路而改族谱的。

在土司时代，壮族人就是承受比流官体系更恶劣的土官压迫，从事着严苛繁重的佃农农事，大多数人是不被允许参加科举考试的。所以改族谱，攀附名流是一件这个是普遍的现象。如果仔细查看家谱，会发现这些人往往自称是来自山东青州白马县的居民，因为狄青征侬智高带来很多北方兵员屯居和驻扎（狄青领兵南下广西击败了侬智高，侬氏部族便有大规模的改姓赵一事）。另外，田州岑氏攀附东汉名将岑彭，在明代已经被官员上书奏折质疑过几次。

1942年期间出版《广西特种教育》，系统的介绍了广西少数民族

另外，很多人误解认为壮族是新近合并几个小部族而成。事实上这这些族称只是因为生活地点不同，习俗略微差异而被当做不同族群罢了，比如在贵州省内的布依族即壮族分支之一。清代地方志《庆远府志》提及：“狑、獠，獞之别种，其饮食、婚丧、居室、服用、燕祭、皆与獞同。”民国时期虽然没有系统的统计出少数民族的总人数。但对壮族的研究资料却不曾缺乏。如当时广西省政府的研究资料之一，1942年期间出版《广西特种教育》一书，系统介绍广西少数民族状况，提到“〔犭农〕、獠、狼、〔犭羊〕、狼、土人……种种不同之名称”。又如刘锡蕃《岭表纪蛮》：“〔犭农〕族，獞人之系派也，其音与獞语通。省志载，郝志云‘〔犭农〕语与獞语同音而稍柔，故又名〔犭农〕獞’。吾人就事实考察，如其人呼父为薄，母为拉密，天曰闷，地曰利，你曰盟，我曰古……兄曰必，弟曰侬……其语音称谓几全类獞语，可知其人确为獠獞之别族”。

赵姓的演变与壮族赵姓

Thu, 10 Apr 2014 00:00:00 +0000

一、赵姓演变造父封于赵城而称赵氏，造父的五世孙叔带在周幽王时，率子孙离开周朝迁往晋国，不但立足下来，而且繁衍成大族。自晋文公时起，赵氏家族成员在晋国政坛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最后联合韩、魏，三家瓜分晋国，建立了赵国，定都邯郸。赵国是“战国七雄”之一，在战国的历史大舞台上，赵氏家族演出了一幕幕惊天动地的活剧赵国之时，赵氏血脉已分为三大支，一是居邯郸(今河北邯郸)的大宗，一是居东武城(今山东武城)的平原君分支，一是居东安阳(在今河北阳原县东南)的代安阳君分支。

二、壮族赵姓宋朝赐功臣及少数民族首领改赵氏为最多。北宋仁宗时，广西广源州蛮侬智高起义，被狄青率兵平定，侬氏宗族大部分投顺宋朝，被赐姓为赵氏，为今日壮族侬人的赵姓祖先。《元史·赵阿哥潘传》云：“赵阿哥潘，土波思乌思臧掇氏”，即吐蕃人，先辈归附宋朝，赐姓赵氏，世居临洮(今甘肃岷县)。

壮族中以广西宁明的赵克广和广西龙州的赵荣正、赵荣章最为著名。赵克广为嘉庆年间贡生，掌宁江书院山长二十余年，弟子遍布左江上游，为世人赞誉，著有《碧萝月轩诗稿》二卷。赵荣正为拔贡出身，主讲龙州暨南书院十八年，名传四方，著有《霞披书屋吟稿》一卷，流传甚广；族人赵荣章，长期任广西提督文案，著有《守山诗钞》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