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镇发简介：生于香港，祖籍广东惠阳县淡水镇、客家人，方言学家，1988年柏林自由大学生物及遗传学博士，2000年香港理工大学汉语语言学博士；2006－2012年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他早年的专业为生物学，曾在多地从事生命科学研究，后改研习语言学至今。在语言学领域（包括客家语等），发表过多篇论文和研究成果。语言学家，香港本土语言保育协会会长。是研究香港客家话、香港围头话、香港语言史变迁的代表学者。2010年代香港媒体报导上述三个本土化议题，刘镇发时以专家身分受访。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引言 今天，“客家”这个名字好象已经是毫不含糊地，成为一个汉族民系的称呼。据罗香林先生的考证，他们的祖先由中原经过五次大迁徙来到华南，因为沿海的平原已经被土著占据，所以只能在广东、福建和江西间的山区落户。由于他们保持了祖先的语言和习惯，经千年而不衰，所以他们觉得跟邻近的民族不一样。而他们南迁时曾经被称为“客户”，所以引以为荣，自称“客”或“客家”，发音也就是Hakka。 上面是一般的经典描述。但是，只要我们细心地将近年发掘出来的事实和数据比较，我们发现这个近乎完美的故事，跟过去和现在的很多现象、记载和数据并不相符。整个理论的最大漏洞，在于假设目前讲嘉应方言的人，自古以来无论身在何方都认为自己是“客家人”。实际上，嘉应方言使用者直至很晚近，才接受这个名字：在广东客粤杂处的地区，只有两百多年，而在“纯客家”地区，则不到两百年；在其它省份和地区就更晚，例如台湾基本上是1945年以后，在四川更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就是在今天，好些地方的嘉应方言使用者，也不接受、甚至不知道“客家”这个名字，来代表自己的语言文化。就是说，“客家”不是一个自称，而是一个他称。 目前很多书本上对客家的描写，是对历史的一场误会。嘉应方言使用者采用“客家中原说”，最初的目的是要来自辩，但后来就变成了部份人的自大与部份人的自卑。迟迟不知道自己是“客家”的嘉应方言使用者，伸手拥抱这个值得自豪的名称，但最先出现“客家”这个名称的地方，后来也是客家话和客家文化最早消失的地方。 如果我们探索历史人口的流动情形，便发现中国的南方人口，无论嘴巴讲甚么方言，都是北方移民的后裔，一般都符合书本中对“客家人”的定义。但不是每个南方人都称得上客家人，尤其是跟嘉应话使用者曾经有直接冲突的广府人和闽南人。而其他比较偏远的地方，就算居民使用的方言跟嘉应话不能相通，却很多时候被冠上客家的称号，尽管当地居民明言拒绝。出于整个客家历史误会的延续，广东中部和北部的很多“本地人”就被一些学者称为“客家”或“老客家”。 在这本书中，我解释了为何嘉应方言使用者，甚么时候和为甚么得到“客家”这个称号。而这一切都是出于误会。多重的误会构成了一个误会的历史，而一个历史的误会又将这个标签巩固和散播，而且更影响了其他学科的发展。 嘉应话使用者在十八世纪初大举珠江口一带移民，随后跟广府话使用者的冲突，在三百年内变成一个民系。这个身分认同利用语言作为载体，传播到他们的原乡及其它使用嘉应方言的人群中，使“客家”的声势日益壮大。而这个误会也就继续以加快的速度，向使用嘉应话的人口蔓延、传播。 但由于粤语人口的经济和人数强势，以及两个方言群体间的纷争已经平息，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客家人”及其后裔，已纷纷放弃了他们的身分认同，而结果是客家语言文化的高速消失。类似的同化过程也在台湾，或其它嘉应方言使用者属于少数的社会中发生。这对于嘉应方言文化的保存和继承是相当不利的。 虽然我们认为客家理论充满漏洞，但我们仍相信嘉应方言使用者以“客家”或其它的名义，应该传承自己固有的语言文化。不过，客家认同的产生、高潮和没落，也显出了中国人心胸狭窄的一面：为了眼前利益互相看贬对方，靠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不会尊重别人的语言文化，不会寻求共存的方法，而是贬抑弱势文化，以强迫别人同化为中心思想。 简而言之，嘉应方言使用者在明朝中业(约1500)后，由闽西、粤东向东江流域扩张后，再向韶州、惠州和潮州推进。在韶州和惠州，他们最后成为了“主人”，成为当地的强势族群，嘉应话也成为当地的通用语。但当他们在更后期，在17至19世纪间向广府方言地区迁徙时，则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更受到武力排斥，而最后被当地人冠上“客家”的名堂。 到了后来，经过20世纪初的笔战，“客家”从一个略带贬义的符号，变质为一个方言团体的族群认同，而误会也由珠江三角洲的嘉应话使用者扩散到嘉应州、广东、福建、江西、台湾、四川… 以及全中国，而影响力也遍布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甚至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范畴。 为了扭转这个误会带来的影响，阻止这个误会带来的更多误会，筆者觉得有必要写这本书，将真相披露，将这个历史的误会划上句号。并希望借此唤醒各个方言族群间，互相尊重对方的方言和文化，让对方的方言文化能薪火相传，构建一个和谐的多元文化社会。 第八章 “客家”的将来 第一节 “客家”融合到主流文化的现况 一、广东省的现况 客家既然是一个误会，那么误会的真相大白以后，是否还应该有“客家”呢？这又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正如朱希祖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序中所说的，“地方之分主客，亦古今之通例也，然时移世易，则主客不分，如鱼之相忘于江湖焉”(罗香林，1933)。这对于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客家”而言是对的。 在土客纷争最激烈的广东四邑，客家人已经逃亡的逃亡，不逃亡的也已经同化，未同化的也会流利粤语，已经忘记了以前的仇恨，赤溪县也撤除，“客家”已经不是问题。在中山、珠海等一带，客家人用粤语读书，在家里、村里讲客家话，每个都是流利的双方言使用者，没有人因为他们使用客家话而歧视他们，而他们也没有跟讲其他方言的人起冲突，但是到了最近几年，客家人的已经不跟小孩讲客家话，所以小孩也渐渐不会讲了(甘甲才，2000)。 笔者最近几年在香港的调查发现，目前在香港的客家村庄中，小孩已经不讲客家话。新界东部会讲客家话的年龄下限，大约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便不会说(Lau，2000)，在西部是1970年左右，而在早期发展的地区如荃湾，1950年以后出生而会讲客家话的已经是“稀有品种”了。根据年轻人的语言态度，他们不觉得客家话比粤语好听，但是值得保留。可是他们却表示不要求下一代讲客家话(周、刘，1998)。我们更发现，在香港的客家人中，几乎每人都会讲粤语，而且随着年龄的减少，讲客家话的机会、场合越少。由于香港认同比客家认同更强烈，香港的客家人基本上已经成功融合为“香港人”。 在深圳，笔者也曾经进行类似的初步调查，初步的结果是客家人普遍还使用客家话，但有些地区的小孩已经不讲客家话。由于深圳的学校语言是普通话，又可以收看到香港的粤语节目，而流行的方言又是广州话，使用客家话的场合只能局限在家庭和村庄中。随着乡镇的发展，客家人的生活方式改变，客家话失去了从前那种农耕时代的天然传播条件，又得不到媒体的支持，所以年轻一代都表示不会坚持跟小孩讲客家话。根据一些老人家的回忆，1980年代以前深圳广播电台的语言是客家话，改革开放以后才改为普通话。随着社会的发展，客家话在深圳也会步香港的后尘。 笔者在1996年在增城(广州东面约80公里的城市)参加第二届客方言研讨会时，也发现当地的客家小孩之间已经讲粤语，而家长也不愿意跟他们讲客家话。 在嘉应州的大本营梅州市，情况当然是比珠江三角洲的客家地区好一点，但也潜伏着很大的危机。目前梅州人间还是使用客家话，跟小孩也不例外，但看的电视全部是香港的粤语节目，而且不少人也掌握广州话。当笔者说客家话可能会消失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是天方夜谭，就好像有人告诉他们地球很快会爆炸一样。但是再谈下去，他们又觉得将来有没有人客家话不是什么问题。这意味着将来客家话真的会被当作“无用”而放弃。 虽然广东东部经历了1930年代客家热潮而产生普遍的“客家”认同，但目前这个热潮在广东地区已经减退。随着广东的经济发展，很多人感到对广东的认同更骄傲、更有用。前面已经说过，“客家”是一个相当于“省级”的认同，是跟广府人对立的标记。从前客家人被广府人排斥、侮辱，后来才从罗香林的“客家”解释中得到安慰，乐意自外于“广东人”，因为他们觉得“广东人”的人种，档次不如“客家人”高。但改革开放以后，“客家人”却觉得自己不如广府人会赚钱，反而觉得“广东人”的认同会带来好处，讲广州话可以直接找到工作，找到生意夥伴。于是广州话不止不会受到排斥，还受到空前的认同。 在韶关，情况也是和珠江三角洲类似，但最大的不同是，粤语是最后才来的语言，名副其实的“客语”。粤语大量的侵入是结果和珠江口一样，将客家话的使用空间限制在乡村、家庭内。在韶关郊区，客家话虽然有更多的使用空间，但粤语也进入通过电视进入每个家庭。现在粤北现在滨临消亡的是韶州土话，然后便是客家话。由于客家意识还不是普遍在粤北存在，嘉应方言使用者没有什么优越感，即使改用了粤语也不觉得认同有什么大改变。 根据暨南大学陈晓锦教授的口头告知，在粤西和广西，嘉应方言也逐渐被广州方言取代，而当地居民也是用“世界随大流”来解释自己的选择。 二、广东省以外的情形 广东省以外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嘉应方言使用者跟当地人有对立的历史，另外一种是没有跟当地人有明显对立的，但以前者居多。 在江西的大部份地区，操嘉应方言的移民到处都有，而很多在开始的时候都有跟当地人冲突的历史。但时间一过去，大家也就心平气和下来，对立的气氛缓和了。很多地方的嘉应州移民也就放弃自己的方言，或跟当地的方言融合为一种混合语。但是在一些土客矛盾比较突出的地方，或者是土客生活互不相干的地方，嘉应方言还是教完整的保留。例如在赣南一带，本地人讲的话跟嘉应州后代的“客籍话”就有明显的差别(刘纶鑫，1996)。在赣北的铜鼓，嘉应州人曾经跟当地人争夺过考试名额(Leong, 1997)，但当科举制度废除，新移民变了旧移民以后，大家的矛盾已经消除，而铜鼓话也就变了一个有赣北特色的嘉应话混合语(李、张，1992)。 在台湾，嘉应移民和闽南移民间也曾经不和，在清代发生过无数的打斗。据说在闽南人反清的时候，客家人曾经帮助过清政府，引起闽南人对客家人的仇恨，但他们主要的矛盾在于土地资源的争夺。目前我们看到的境况是，客家人都住在较为贫瘠的山区，经济落后，所以要学懂闽南语才能谋生。其实在一百多年前，客家人也居住在中部平原上，但由于周围都是闽南人，在没有冲突的气氛下，很快便同化了(黄宣范，1995)。在日本人和国民党相继统治一百年以后，嘉应人和闽南人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没解的心结，而结果是身为少数的“客家人”多已经是双方言使用者。据罗肇锦(1992)的描述，台湾在1990年时，二十岁以下的人会客家话已经很少。相信再过几年，便会和香港的客家人一样受到主流语言文化的同化。 在广西，客家人是最晚来到的。当地人称他们为“来人”。由于广西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地区，粤语只是相对强势而不是绝对强势，在一般情况下嘉应方言还是比较完整的保留，但当地人也是最近才知道自己的方言叫客家话。这个情况跟在粤北的山区差不多。但是在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更多的客家人改讲了广州话，而且认为是“世界随大流”。 四川又是另一个情况。这里的客家意识是最近才兴起，经过第二波客家热潮才带进去的。其实在此以前，嘉应移民跟周围的邻居相处的很不错，所以当年占十分之一的嘉应方言使用者后裔，现在剩下会讲嘉应方言的估计不到一百万(崔荣昌，1996)。按照四川现在有一亿人口计算，应该有一千万人是嘉应方言使用者的后裔。这表示他们的九成已经同化为西南官话使用者了。最近这些嘉应方言使用者发现自己是“客家人”，各地纷纷组织客家联谊会。无论动机是简单还是复杂，跟广东的兄弟相反，他们对嘉应方言的感情才开始高涨起来，但可惜的是，他们对嘉应方言的保存能起的作用不大，因为他们在人数上、经济能力和政治影响力上力量太微薄了。 第二节 客家人、客家话的前途 一、“客家”不是省籍 现在我们既然明白了“客家”只是一个误会，就必须再为“客家”重新定位。客家已经不是一个跟广东人、福建人、江西人等语言群体对立的“民系”，而只是广东东部的一个由于历史原因，曾经跟珠江口一带的广府人对立，而误以为自己是与别不同的，经过“五次大迁徙”而到达南方移民团体。这个误会因为一场械斗而加深，再经过一场笔战而巩固。 由于“客家人”这个信念，使他们感到自豪而自外于广东、福建、台湾等省籍，加深了他们跟当地主流文化的矛盾。“客家”基本上代替了一个省籍认同，一个超地域，以嘉应方言代替省会方言的身份标记。 这个信念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很强的，在珠江口一带，人们起初也不接受“客家”这个带侮辱性的称号。但是经过接二连三的笔战，嘉应方言使用者越来越感到自己是比广府人优越的“中原后裔”，将自己的土地认同连根拔起，后退到几千公里，可能是几十代人以前生活过的“中原”上。更可能的是，有些人的祖先根本没住过“中原”，而是世代的南方人。但是在接受了这个称号以后，连祖先用血汗占回来的省籍，就因一场舌战上的胜利而拱手让给同样也是南迁移民的广府人。 大概很多“客家人”也发现，除非“客家”自己是一个省份，否则“客家”无法代替省籍，否则在目前的文化认同模式下，“客家人”这个看起来自豪的身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是一个不轻的包袱。在大部份的“客家人”同时还是广东人、香港人或台湾人的时候，“客家人”还是要讲字正腔圆的广州话、闽南话。接受自己是客家人的同时，嘉应方言使用者在国家、省市籍和家乡这三级的认同上，还得要多加一个已经失去时效的“客家认同”，一个地域上在中原，语言上又不属于南方任何一个省份的抽象认同。所以，在今天很多地方，当嘉应方言使用者发现自己没有必要跟本省的其他人对立时，便默默地放弃“客家”这个标签，方法是在外面学主流语，然后将它带回家里跟孩子说。 因此，我们其实很难怪“客家人”在自己不是主流文化的地方，为什么要放弃客家话。除了方便以外，心理上跟别人认同，融合到主流文化，对自己和下一代都会有利。但是在本来是嘉应文化流行的地方，客家话的式微，是有点可惜的，就有如印第安文化的消失一样可悲。不管怎样，由于一省一语的概念，客家话在广东、台湾等省份肯定会被吞噬。 二、第二波的客家热不能拯救嘉应文化 在四川和闽西，虽然第二波的客家热正在持续，但这个认同的建立是跟语言文化没有直接关系的。跟第一波客家认同相反的是，嘉应方言使用者没有一种一致向外，同仇敌忾的感觉，许多人只是感到客家认同是一个带来经济繁荣的机会，所以就算一些不能跟嘉应方言沟通的地区，客家认同还是进行得如火如荼。整个客家认同从语言升华为一个信念，一个只需要在口头上承诺，或心里面接受的信念。 因此，当海外的嘉应人后裔，知道自己是“客家人”时，马上就接受了这个足以使自己自豪，但又不需要像他们的“唐山”兄弟般熬痛苦的认同。他们在讲满口洋话而不懂客家话，身在异域又无需要为经济发展操心的同时，认同自己的根在中原对他们来说，不单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享受。但是，这种精神上的客家认同热潮，不止对嘉应语言和文化的保存没有帮助，还会给人一种错觉，认为“客家”只是一种对祖先文化的膜拜。 事实摆在眼前，就是没有这本书在揭露客家是一场误会，“客家”也不会因为这个无知而得以延长寿命。“客家”本身的泡沫性，决定了它不能像别的地域方言团体般能抢到有利的地盘，例如一个省份、或一个有经济价值的城市、一个有商业价值的电视台。在不久的将来，“客家”会随着华南经济的发展，被其他方言群体侵蚀、融合，最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就如《客家研究导论》的朱序所说的。这本书的作用不是要破坏“客家”的稳定性，而是要让有心人知道，要保护一种没有省籍的方言文化，不是靠无知、误会、谎言便会成功，而是一个超越省籍时空概念的语言保存意识，一种有前瞻性的环保意识。 由于“客家”的出现是一个有目的、有针对性的行动，所以他在20世纪初的时候，能够得到众多嘉应方言使用者的认同、传播。但当“客家”完成自辩以后，“客家”这个认同反而给认为是顺理成章的，再没有人去研究它的形成过程。这个认同在八十年代再被第二度采用为吸引投资的标识时，已经没有第一次热潮时的团结心态。“客家”只是一种吸引国外资金的工具，和一种被异族同化后的寻根信仰。 现在，客家人举行的聚会，也改用了广州话、普通话，甚至是英语、法语。这个在一个世纪前由语言认同，组合自起来对付外侮的认同运动，已经蜕变为一个纪念祖宗文化的崇拜。今天的“客家人”经过多次的改变定义以后，可以讲任何语言，可以住在任何地方，可以有任何血统，条件只是相信自己是客家人便成了。发展到今天，“客家”和语言和文化已经没有什么实际联系了。也就是说，“客家”作为一个民系的条件已经土崩瓦解。 今天，广府人也再没有兴趣再对“客家人” 侮辱一遍，因为“客家”已经自我解体、投降。他们忙着接收这群终于肯归顺，回到“广东人”队伍的人群，条件是“客家人”要学好广州话。而“客家人”也很合作的学，再教给孩子。 第三节 客家人、客家话的定义和定位 根据本书的分析，“客家”起源于部分嘉应方言使用者，为了声援同声同气，移民到广州一带而被广府人欺负、侮辱的兄弟，而作出的身份认同。这个行动是一个以语言为载体，跨籍贯的行动。嘉应方言使用者通过方言的使用而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最后塑造了一个美丽的“客家五次大迁徙”的故事，同时也塑造了一个客家民系。 在客家的定义上，罗香林毫不含糊地指出客家话是最基本的条件。 可是，整个客家运动终于还是不敌历史的客观规律 – “客民”必然跟“土民”同化的移民通则。在土客冲突最激烈的地方：粤西、珠江口等地，客家认同已经淡化，客家组织的作用已经蜕变，而客家认同也在变质，从语言认同变质为血统、祖先的认同。但正是因为这个转变，“客家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正面临一个重大的挑战，因为“客家”整个“民系”其实是只是一个社会现象，并非真正有遗传或生物特征而形成的。虽然基本上无论南方那个民系都认为自己氏南迁的汉人，但是从语言学方面的资料看，客家民系南迁的距离还不如广府人，时间上也比广府人早。 因此，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我们还是依赖上个世纪的解释，利用一些过时的观念来处理问题， 很容易会掉进“客家”这个历史误会的陷阱，而到头来无法自圆其说。虽然胡希张等已经及时发现问题，企图改变客家的定义来适应，但这只会加深误会，而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如果我们要继续举起“客家”的旗帜，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将误会剖白，商讨这个“米已成炊”的民系，用正确、果断的方法，去让这个新兴民系继续生存下去。其中一个可能性，是让已有客家认同的人继续独立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化，保护“客家认同”免被其他强是的文化认同所侵蚀。否则，“客家”很快会在不久的将来消失，被邻近的强势文化吞噬、同化。这可能又取决于嘉应方言使用者的意愿了。 当然，这还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但“客家”语言文化的消失是值得我们讨论的。尽管“客家”是一个因误会而诞生，年轻而不成熟的民系，但站在爱护中国文化的立场，我们实在不忍心看着它一步步走向死亡。 第四节 结语 “客家”由18世纪初起，由于嘉应州人大举移民珠江口一带，最先是受到政府鼓励的，但后来人数越来越多，而跟“本地人”起矛盾纷争。最先广府人称呼他们为客家的时候是带轻蔑的，他们很不喜欢这个称号。到了后来，嘉应人移民到广州附近，再到西南的四邑地区，最后在1856年在那里跟他们进行了一场为期十二年的械斗。 械斗终于由政府调解，但双方的矛盾冲突还是继续，但由武斗转为文斗。通过文字的侮辱，广府人将“客家人”形容为野蛮民族，引起嘉应方言使用者的不满，在香港组织成为一个跨地域的“客家”组织崇正总会，要求更正、道歉。在这连串行动中，客家人每次都得到胜利，使客家人的士气达到空前的激励，而客家的认同运动也因此而得到推展，最后由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的出版而将客家认同推到高潮。这是主要涉及广东和东南亚一带的，第一波的客家热潮。 第一波的热潮因为战乱而冷却、停摆。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原因，客家运动也无法继续下去。香港崇正总会的角色也渐渐转变，到最后只是进行联络工商业的工作，作为传播客家意识的作用已经成为历史。而在30年代以后，广府人也没有再用语言文字侮辱客家人，两个方言团体间的争端也画上句号。在香港，广州人和其他包括嘉应、潮州、福建、上海等方言团体慢慢走向融和，方言群体间的界限被“香港认同”所统一，而下一代也因为使用广州话而趋于统一。 改革开放以后，珠江三角洲的客家人因为要跟香港人做生意，加上接收了香港的电视广播，进一步加速了向广府语言文化的融合。而在较远一点的嘉应地区，也因为看到香港电视而慢慢向广府文化靠拢。 但是在更远的地方，改革开放才将“客家人”的信息带进山区的乡镇。他们看到这是一个引进资金的机会，便掀起了另外一波的客家热潮。但这次的热潮跟上次的不一样，并不是由一个外侮引起的认同，而是一个经济上的利益诱发的。同时，一些根本跟嘉应方言关系不大的方言人口，也因为经济的原因搞客家认同。客家认同的性质也因而转变，因为它跟嘉应语言文化的关系开始脱离了。 ...

走进武鸣区灵马镇新龙村岜样屯，一对可爱的壮娃环抱绣球托着“岜样屯欢迎您”赫然映入眼帘，让客人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武鸣区灵马镇党委政府积极响应号召、主动担当，大力开展乡村风貌提升工程，发动群众筹资投劳建设家乡，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村屯宜居环境，新龙村岜样屯便是乡村振兴特色成效的缩影。 灵马镇新龙村是2016年度脱贫村，也是今年乡村振兴战略重点村。在镇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新龙村岜样屯脱贫不忘党恩，自发组织群众大力开展乡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成立乡贤理事会，发挥村民自治制定适合本屯实际的村规民约，各家各户积极响应传承“善、孝、团结”等良好家风，主动让出自家闲置空地给屯里重新规划。岜样屯积极争取镇级财政资金10万元，建设休闲小广场2个、乡风民俗文化长廊1条、设计具有乡村特色的墙画10幅、微花园、微菜园、微果园若干。 现如今，走进岜样屯就如同走进一幅巧夺天工的山水画，当地村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都纷纷赞美乡村振兴带来的实惠，切切实实敲响了“幸福鼓”。

圩 集 据旧志载，清代武缘县（民国元年，即1912年，县人陆荣廷任广西都督，意“以武而鸣于天下”，始改为“武鸣县”）有圩集45个，其中除县城每日都为圩日外，余为每三日一圩，圩期交叉。圩日以地支记：在子、卯，午、酉日的有：林圩、陇圩、南岭、凤凰、大揽、那羊、新杨、黄圩、桥圩、小陆、暮定、邓柳、英圩、闷圩、片圩、岜勋、双桥、四塘、旧圩；在丑、辰、未、戍日的有：邓广、葛圩、甘圩、长安、梁新、寺圩、覃李、雷圩、龙母、马头、仙湖、楞马、苏韦、亭子、黎圩；在寅、巳、申、亥日的有：罗谙、伊岭、小良、站圩、陆斡（今旧陆斡村）、和圩、坛均、里建、锣圩、青山、坡造。 民国年间，民间圩集收取规费在使用上出现纠纷，新创立了一些圩集，原有的部份圩冷落渐废。如民国初年，原龙母圩收取规费为今两江乡北部各团所用，而龙母圩多绅独占。其余各团无利，遂组织建立两江圩，仍与龙母的丑、辰、未、戍圩日相同，原龙母圩遂名存实亡。 又如原五塘团陆斡圩（今旧陆斡村），收取牛规原供县东部十一个团合办的琴泉义学所用，因五搪团毁约独吞，民国17年（1928年），另10不团协商买地，另建新陆斡圩（又称吉桥圩，今惯祢陆斡圩，为陆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圩日为寅、巳、申、亥日，与旧陆斡圩同日。不久旧陆斡圩遂废。与陆斡圩距离较近的覃李圩亦废。 两江、新陆斡圩的建立，都分别造成较为严重的民冋纠纷，以至械斗，由当时县政府、广西省民政厅派员调停。另外，随着道路交通的发展，一些农村小圩场：如风阳圩、轭圩又新立，部份山区小圩集如新杨、凤凰圩等相继荒废。 至民国34年(1945年)，据广西省有关部门统计，武鸣县有圩集46个。随着行政区域的变更，是时圩集属今武鸣县境域内的有37个：县城、邓广、凤阳、林圩、罗谙、葛阳(旧葛圩)、腾翔、伊岭、甘圩、双桥、宁武、长安、梁新、里建、锣圩、岜勋、英圩、灵马(旧楞马)、黎圩、邓柳、仙湖、府城(亦称站圩)、寺圩、那羊、苞桥、轭圩、大榄、陆斡、雷圩、两江、龙母、才海、和圩、小陆、马头、暮定、天马(即黄圩)；是时属武鸣及邕宁两县辖，后改为邕宁县辖的陇圩；属今隆安县的有小良亦子、杨圩、敏圩；属于今平果县的有二塘、四塘圩；属于今马山县的有片圩、杨圩(注：是时杨圩有二)。民国37年(1948年)，罗波圩建立，原旧陆斡圩前人部份移住罗波，为与陆斡圩竞争，圩日亦为寅、巳、申、亥日，附近的暮定圩遂废。随着交通便利，城乡届民赶集多往较大圩场，龙母、才海、和圩、风阳、黎圩等亦相继废之。 ▲清末清初期间纂修《武缘县图经》记述的圩（墟）集 解放初期，32个圩集基本稳定。但是，1958年以后，建立剑江圩(因其地为清代往宾州的途中的二塘地，又称二塘圩)，大榄、轭圩遂渐废。此后，由于受到“左”的错误的影响，把集市贸易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米加以限制，不断更改圩日。1959年：将各县各圩集圩期改为五日，即公历每月逢五、十为圩日，大月及二月底为最后一天。1961年，改为三日一圩，但圩期同日。1974年4月起改为七日一圩，全县各圩集日统一为星期日。1975年7月，又改为十日一圩，统一为公历每月逢十日，月底为最后一日。1976年又改为统一星期日。1977年又复改为统一星期五，月底为最后一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为活跃农村市场经济，1979年底始恢复传统交叉每三日一圩集。至1992年，全县1有圩集及集市农贸市场40个：县城设和平街，南门。渡头等三个市场3城厢乡有邓广、香山、夏黄、六联(黄道山)四个圩集；太平乡有林圩、葛阳圩(葛圩)、八桥三个圩集；上江乡有上江圩；甘圩乡有甘圩，双桥乡有双桥、腾翔、伊岭圩；宁武乡有宁武、长安、梁新三个圩，里建华侨农场有里建、雷花圩；锣圩镇有锣圩、英圩、岜勋圩；灵马乡有灵马圩；仙湖乡有仙湖、邓柳；白合华侨农场及东风农场分别为白合、东风；府城乡有府城、寺圩；陆斡镇有陆斡、苞桥、那羊、剑汇，两江乡有两江、雷江，马头乡有马头、小陆，罗波乡有罗波、天马圩。现除八桥、苞桥、那羊无圩亭外，各圩亭大多将原砖瓦木结构圩亭改建为钢筋水泥平顶结构，主要街道铺了水泥路面。全县圩集市场.总面积为195111平方米，圩亭建筑占52877平方米，除蔬菜等鲜活农副产品外，其余均在圩亭购销。除正规圩场外，交通要道、较大的自然村屯形成的小市场及流动摊点经商，全县已无法统计。上述圩集，除县城每日集市外，36个圩场每三日为一圩集，日期交叉，以地支日记如下表： 据清代《古今图书集成》等书及旧志载，今武鸣县境内，“村落多倚市”，但民俗却是“男惟力本，女知纺织，秀民游于庠序，百姓不事商贾”，因而清末以前，商业极端落后，圩集上市多为农副产品，如谷物、猪肉、牲畜、薯芋类等及日用小农具、土布、蓝靛等等，为典型封闭式的农业自然经济。从县城街道名称，便可说明问题。清末以前，跑马场占县城一大半，县城主要街道为南街、小东街，仅能行驶马车，供官员往来；集市街道为米行街、马草街；余为挑水巷等等。 ▲民国期间纂修《武鸣县志》绘制武鸣县城内图 又以府城圩(明清为思恩府治所在地，故名)为例，思恩府其辖区为武缘、上林、迁江(今来宾县迁江镇)三县，宾州(今宾阳县).及古零、白山定罗、兴隆、那马、下旺、旧城、安定、都阳(今分别属马山、平果、都安三县)等九个土司，幅员广阔，如此府城，却无商铺、酒店，仅于每年农历霜降之日，各土司、土县、土州的土官率土兵入城操演，村民赶圩凑热闹，校场周围“商贾辐凑”，是日散后，便“终岁荒凉”。 民国初年，陆荣廷调集工兵开筑邕武公路，是为广西通汽车最早的公路，与南宁市交通较为便利。同时，陆荣廷又将跑马场辟建为紫来街(今和平街)，其部下如任过广西省长的李静诚、桂林镇守使李祥禄，独立旅长陆福祥等宰先占地建房。新街道建成，私人商铺始兴。随着公路交通的改善，各圩集始有商铺。至民国22年(1933年)，全县私人商铺仅有74家，资本总额为国币6515元。 民国25年(1936年)，陈良佐任县长期间，召集县城绅士协议，改造米行街。街道两侧民房各后缩1丈，建牌楼式有骑楼的门面，并将街名改为中山街(今解放街)，东段扩建为民族街(今解放街东段)。虽然缺乏统-一的严格规划，街道坡度起伏，又拐弯成S型，但街道铺上了以河卵石为主的三合土，仍可称为全县第一条比较象样的商业街。至民国32年(1943年)12月，据广西省建设厅第二科统计，武鸣全县商铺也仅增至164家，资本总额为国币48万余元。其中，县城不足100家，始有永华烟商及广兴布匹、棉纱、商铺稍具规模。 ▲武鸣城区老屋 /2013年摄 日军侵华，武鸣县城多次被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初具规模的中山街、紫来街到处是断垣残壁，残迹今仍随处可见，商业萧条。永华烟商等商家倒闭。 民围34年(1945年)，日军败退，朗铺始复兴。至民国35年，全县商铺为296家，.资本总额为国币198738000元。是年10月5日，《南宁商报》刊登《武鸣商业纪游》文内载，县城商号为130余家，多集中在全城建筑较为讲究的民生街(即紫来街，今和平街)、中山街。“以车缝业为最多，次为洋杂、苏杭，营业规模很小。书铺(实即书摊)五间，书籍勉可供应全城所需。印刷业全城亦仅有三家，均属石印，他们承接的工作，全赖县城各机关付印长册，无力承印杂志及书籍报章”，“全城住商资本额高者为五十万元，且为数仅五家。以下二十万、十五万、三五万者不等”，“其他有理发业五十余家，旅舍业十余家，酿酒业计余家等专门商业。已包括小手工业及其服务行业。但一般商户门庭多数冷落，有些在营业规模上来看，亦只具躯亮而巳。”是时，资术额五十万元以上的住商为：鸿昌隆(初主营油盐酱醋，永华商号倒闭后，主营烟叶、烟丝，析出周子兴商铺经营食杂)、广兴、瑞兴、万安(经营布匹四、棉纱即“洋纱”)、福生堂(经营中西医药)。资本额五十万元以下的主要商铺为：颜同聚，经营汕盐酱雷、炮竹、月饼；万昌号，主营酿酒：柏林、两我斋两个照相馆；五个饭粉店，铺号为黄源记、唯天、牛骨、三克荣、游家；万全、锦华两个书店；宝京药店及同生药房；黎同利酱园；许记陶瓷、炊具店；周同兴裁缝店；福兴布匹、棉纱店；大顺、大利打铁铺；文江戏园；双飞、马有兴修理店；还有张成兴等三家棺材铺。其余为无商号的石印、理发、小客栈。抗日战争以后，乡、镇较大圩场的商家，多经营烟叶、烟丝贩运。其中，以双桥圩的万利烟商、陆斡圩荣记及潜记烟商、罗波的立山烟商、锣圩的兆烈烟商等比较出名。 ▲武鸣解放街，还可见到几处民国时建筑的骑楼 /编者 摄 解放初期国营商业、供销社始兴。剿除匪患以后，社会稳定，私营商业复兴。1952年，商店、小商贩发展到1941家，营业额达23万元(折新人民币计，下同)。私营商业主要经营百货、日杂、饮食和服务行业。烟叶由国营商业实行专卖。1953年，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粮油、棉布逐步实行统购统销。同时，农村开始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有田地的农户经商的，逐.步转业为农。至1954年底，私营商业以小商贩为主及经营粉摊、理发等有595户，年营业额12万元。1955年有所回升，私营商业有1190家，从业1923人，资本总额9.3万余元，其中纯商业609家，5.8万余元；饮食业347家，1.2万余元，服务业234家，2.3万元。1955年下半年，开始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全县999户私商，除62户72人继续私营外，分别过渡到国营、公私合营及组织成合作店组的共937户，其中纯商业户531户，604人；饮食服务262户，344人；服务业144户，167人。此后，由于1958年“大跃进”，及以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下放非农业人口到生产队当人民公社社员，商业萎缩。至1965年，全县国营、供销社、合作商业的门市、摊点等零售机构431个，职工及从业人员1009人.其中纯商业门市摊点370个，饮食业，34个，服务业27个国营商业有75个门市，238人。此外，还有孤寡、残疾人员沿街摆卖小烟店、酸嚼摊等104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商业始太发展。1980年，全县商业门市摊点为648个，从业2149人。其中纯商业557个，14&0人；饮食业56个。531人4.服务业35个，138.人a”当年个体经商282户，287人。1985年，营业零售门市摊点增至6653个，10908人。其中，国营124个，1675人，供销社及合作商业328个，1755大，有证个体经营6201户，共7478人。.按行业分，纯商业4617个，8071人，饮食业1099个，共1742人服务行业937个，1095人。1990年又增至10540个，：17367人。其中，国营商业224个，2512人，供销社322个，1325人，合作商组104个，489人，i有证个体商业9890户，13041人。按行业分，纯商业8189个，13842人岁饮食业1129个，1912人；服务行业1222个，下1613人。 商 贸 清末以前，全县商业贸易以农副产品及土布等上市交换为主，官营盐业。民间一些烟贩，挑运烟叶往南宁出售，年约数万斤。 民国23年(1934年)，广西省统计局统计，武鸣县年出口烟叶烟丝约2000担，其中销往龙州转出东南亚约500担熟烟丝，余为销往南宁市及百色、云南、贵州，总值约国币17.5万元。是时，南宁市宣化街、自由街、布新街三家私人烟厂，以武鸣烟叶为原料进行加工。田阳黄恒栈烟商亦到武鸣采购烟叶。除烟叶为热门商品外，余皆不足道，如年运输南宁的白米约500担，花’生油约200担，黄豆约100担。进口每年以盐、火油、棉纱为大宗，盐约1300担，‘水火油约2200瓶，棉纱约三、四十包，总值为国币5.2万余元。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商业有所复兴。至民国35年(1946年)，烟业年输出总量剧增至30万担以上，花生油输出年总量约为70一80万斤，豆类输出100余万斤。但由于居民购买力低下，布匹、棉纱等桃制工业品及日用品销售量还很少。据县城统计，全城坐商经营，月交易总额尚不足国币1000万元。.此后，进人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行将溃败，人心惶惶，市场物价暴涨，民众又逐步摒弃作为交换媒介的纸币，以物易物交易，全县商贸业又倒退到农村自然经济的境况。 解放初期，肃清匪患以后，社会稳定，商业始渐发展。1952年，除烟叶为国家专卖以外，当年国营商业及供销社的社会商品纯购进总额为42万元。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576万元，其中农村集市贸易成交额为15万元，占2.6%；国营及供销社占97.4%。 1960年，国营商业及供销社商品纯购进总额达到1349万元。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842万元，其中集市贸易成交额为45万元，占2.4%。1961年，由于商品紧缺，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降至1301万元，其中集市贸易成交额降到37万元。随着商品货源的好转，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逐年有所增加。1965年为2816万元，比1960年增1.09倍。其中国营及供销社为2622万元，占总额93.1%3集市贸易成交额为194万元，占6.9%。1978年增至5950万元。由于限制农村经商，集市贸易成交额仅为24万元，占3.9%。 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商品贸易量增长较快，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幅度较大。1980年，始允许个体领证经商。是年，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7465万元，国营商业及供销社为7189万元，仍占96.3%；集市贸易成交额为276万元，占3.7%；其中有证个体经商销售仅34万元，占零售总额为0.5%。 由于个体商业的发展，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剧增。1990年达28115万元，比1980年增加2.8倍，其中：国营商业及供销社16472万元，比1980年增加1.3倍，但占全社会零售总额比例下降为58、6%，集市贸易成交额达11643万元，比1980年增长41.2倍，占总额的比例上升到41冷%。集市贸易成交额中，有证个体商业零售达9945万元，占集市成交额85；4%；占总零售额35.4%；比1980年增长291.5倍。 来源：思恩府驿站 作者：黄庆勋

作者：陸俊文 我参加过两次盛大的葬礼，2002年祖父去世，2006年祖母去世。那个圆球形伊斯兰风格建筑的殡仪馆里，乌泱泱几百号人穿着清一色深黑丧服，哀乐奏起前，是一个声音低沉的男人诵读手中长长的纸卷，关于祖父和祖母漫长的一生，细碎，平静，两次葬礼，如出一辙。 漫长有多长？甚至父亲也说不清，祖父去世的时候究竟是九十几岁。他的生命几乎要横跨一整个世纪，等到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垂垂老矣。他有八个儿子，前两个长到十几岁，没养活，还有九个孙子孙女，算上旁系亲属，枝叶繁盛。他记不清我，在我幼年的记忆中，也没有太多关于他的身影。 父亲说，祖父原本是个使枪的好手，家里那把陈年旧货驳壳枪，祖父每隔几年都会拿出来擦得亮堂堂。可惜解放后，本领无处使，被迫在运输公司当徒手劳力养家糊口，盛夏拉卸生禽，被闷死的鸡鸭鹅大多成了父亲碗中的加餐。父亲排行老七，小叔叔生下来没多久就送给了别人当养子。所以父亲转而成了老幺，最受宠，也最叛逆。 那时候我家住城西，狮子山是烈士陵园，也是乱葬坟地。父亲告诉我，陆荣廷下葬时，祖父可是护棺人。祖父生于军阀混战，年轻时随桂系陆荣廷后人征战，后来收归国军，镇守在西南大后方，四九年举家迁台，路上遇到了我祖母，思前想后，安土重迁，终于还是留在了故土。返乡，房屋早已被同侪强霸，囿于身上背负着国军历史，人生的后几十年，都没过上多少安生日子。 2006年祖母去世后的那个夏天，如同当年祖父家产被一夜抢夺一空，家族里也开始天翻地覆因为遗产归属明争暗抢，原本看似稳固的血亲，在一场肃穆的葬礼过后，就变得分崩离析。 我从没见过我的外祖父，他是在我出生的那一年1992年离世的。母亲说，那时候乡下还没通车，她姊妹俩大着肚子，从城里坐着颠簸的牛车赶回去操办葬礼，母亲娘家人清一色的女子军，七个孩子，只有小舅是男娃。那会儿小舅不过二十出头，一大家子事全仗姐姐们处理。 母亲说，当年她差一点就不姓覃了。这姓氏是我们壮族大姓，谭覃同源，在壮语里是池塘之意。外祖父一族世辈绕龙潭而居，后来成了族里第一个大学生，去了省城，和外祖母一起投身共党，解放后，外祖父被分配到百色，母亲就是在路途上出生的。那时候百色是西南通海腹地，中越边境，解放初期，山匪横行，外祖父一个文弱书生，九死一生，才到了驻地。一贫如洗的外祖父怕养不活那时年幼的三女儿，我的母亲，只好忍痛送人。结果几岁大的母亲哭了三天三夜，高烧不退，外祖母不忍，又给抱了回去。 2016年，外祖母去世。全家人瞒了我好几个月，直到清明假，我从上海回家，在饭桌上，我提出想给外祖母买一副镯子积福，母亲努力克制情绪云淡风轻地提一嘴，让我回去给外祖母上香，至此，家里最后一位老人离世，我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 扫墓那天很漫长。我沿着小时候最热闹、如今冷清干涸的溪流一路往回走，两边是被风高高吹起的甘蔗地，外祖母曾背着我在田间走，炎炎夏日，用芭蕉叶遮在头顶，靠在剑麻堆旁，一遍一遍讲过去陈谷子烂芝麻的往事，可惜我年幼不经事，早已记不清那些因果传奇。后来在城里，她总是独自一人迷惘地走在马路边，车流穿梭，年迈的她常常走失其中，又寻路折返。她最疼爱的小舅舅娶了个颐指气使的胖女人，把她赶回那幢红墙老宅，独居。她比外祖父多活了几十年，眼睛结翳，早已看不清事物，她凡事用摸，那双粗粝的手摸着我脸的轮廓，她总是泪流满面。母亲说，我们俩都长得像外祖父，但你别学外祖父，犟脾气，不会说漂亮话，憋屈了一肚子才学，郁郁而终。 母亲不是个聪明人，全凭一股蛮劲。她这辈子爱三个男人，舅舅，父亲，我。 舅舅十八岁考上省城的学校，却因为被人冒名顶替，盗取了录取通知书。母亲一个女孩子，拖着几捆甘蔗，从乡下骑了五六十公里山路的自行车来到省城，人生地不熟，竟像秋菊打官司一样，挨个单位地跑，硬是把舅舅的名额给磨回来。 母亲三十岁潦草嫁给我父亲，没有婚房，连酒席都是自己掏钱置办。父亲是个酒鬼，赌徒，债主上门时，父亲溜得远远的，家徒四壁，空留我和母亲相依为命。她一个人咬牙打拼，还清父亲的每一笔欠款，即使当年最穷的时候，她也绝不会委屈我，要我堂堂正正抬起头做人。 十八岁我离开家，六年间辗转许多城市，母亲说，从南方到北方，你真是越走越远了。《论语》里讲，父母在，不远游，远游必有方。我心怀愧疚，但又无能为力。我们这代人，一出生，就注定会像浮萍一样漂泊无依。念书那会儿，老师就不停说，你们得考出去。祖国有大好河山，我们却渺如尘埃。后来是真的所有人都出去了，儿时玩伴散落天涯，多年挚友不知归期，故乡，赫然一座空城。 父亲说，活到他这个岁数，最难的就是去朋友葬礼，去一次，少一个。 他十五岁下乡插队，在农场里和人打架斗殴被遣返，十九岁一腔热血报名参加对越反击战未果，成为无业游民在街头浪荡，二十三岁结婚，三十岁离婚，三十二岁再婚，玩世不恭，鬼混了大半辈子，酒肉穿肠过，至今一事无成，在世间唯有二三知己。 他就像《老炮儿》里的顽主六爷，为兄弟抛妻弃子，讲义字肝脑涂地。他一身的江湖气，哪处伤疤没有往事，那条淤痕不是前尘？ 只是他还没过够江湖的瘾，如今已近六十，耳顺之年，他躺在家里那张旧沙发上，浑噩，入梦。他每日往复走在老城那条曲曲折折的街道上，两边是摇摇欲坠的晚清骑楼，他回忆起从前，他还小的时候，水果摊从街头摆到巷尾，他们几个兄弟伙伴，一路摘捡一路吃，等什么时候吃饱了停下来，回过头喘息，却发现已走过漫漫长路，热闹不减，昔人却早已不复当年。 1998年，我们第一次搬家，父亲的集体宿舍房拆迁，我们搬到50平米的单位公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房间，母亲也不再和别人共用浴室厨房。世纪末的绝望和欣喜同时笼罩着这座小城。那旁边新修了全城最大最漂亮的体育场，和一个由废弃工厂改造而成的废旧站。那一年父亲买了一台彩电，一盒CD机。像《山河故人》里那样，循环了一整年叶倩文的《珍重》。直到那张光盘被我当作飞碟，从阳台打出去，被飞驰的卡车无情碾碎。 2007年，我们从城西搬到城北，西江河从中穿过，那有一条老街，和一个文革时作为批斗场所的衰败凉亭。老人们喜欢蹲在岸堤下棋，还有一群孩子，吵吵嚷嚷看别人钓鱼。母亲送给我一台相机作为中学毕业礼，那个夏天我对着太阳拍糊了一整卷胶片。我有轻微的近视眼，不愿戴眼镜，总对不准焦，站得稍远，就看不清人脸。母亲让我拍张全家福，留个纪念。这话足足说了十年，可家族里的人来来去去，祖母葬礼过后，一家人就再也没凑齐过。 我记忆里最热闹的那一次过年，大概是2002年。那年正月里，祖父去世，春节我们守了七天的灵堂，没有年糕，没有红包，没有新衣，没有鞭炮，可全家族的人都穿黑戴白守在同一间屋子里，第一次因为什么事情而齐心协力。大人们负责编竹藤和裁剪冥纸，我们小孩则被要求把柚子皮剥成花灯，点上蜡烛放到湖里祈福。这七天里除了沉默，便是回忆。事无巨细一件件梳理过去的事，以此确认记忆中的彼此是否有差距。那年的烟花特别绚烂，幼小的我躲在人群里仰望惊叹，我回头，却看到正在苍老的他们面露哀愁。 很多年后，当我独自生活在异乡，走在上海空荡荡的街道上想寻找一丝过年的气味时，除夕夜里那束明亮的烟火把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照到通明，但仍有一处，是再温暖的光也照不到的地方，我明白，它只能留给故乡。 北京 2016年7月 原文链接：https://book.douban.com/review/8028549/

一直以来，民间一直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壮族是创造的吗？即壮族这个少数民族是人为创造出来的吗？我的答案：壮族这个民族名称确实是创造的，但是“壮”族人一直都存在，所以壮族不是创造出来的。不知道你能看得懂我的答案没有，如果不理解，请听我我细细来说。 一、“创造”出来的壮族 建国以前，中国的汉语里确实不存在“壮族”这个词语。壮族先人在古代中国曾先后被称獠、溪峒蛮、乌浒，宋代始称为“撞、僮、仲”，明清有称为“僮人、良人、土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写作“獞”，1949年后改为单人旁的“僮”字，统称僮，直到时任总理的周恩来倡议在1965年改“僮”为“壮”。 所以，壮族这个名词的少数名族确实是建国之后才有，无论当时处于何种目的(比如：打击桂系、民族团结、民族自治)，目前我们所说的壮族确实是“创造”出来的，但是这里只是说“壮族”这个名词是创造出来的。 这里不得不提一本书《Creating the Zhuang》，作者是美国福尔曼大学（Furman University）的一名人类学教授。作者从政治学的角度，认为政府通过将各壮语族群整合为壮族，培养民族精英，以塑造国族认同，使得中央更好地管理地方。我通读过这本书，作者的观点很新颖，在政治学方面很有价值，但是作者的观点依然继承了冷战以来西方对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偏见，认为多种多样的非汉族族群组成壮族，他们缺乏任何真正统一的文化或语言，只有真正统一的文化或语言才能使一个族群合理地界定为一个民族。 曾经看到一些人企图引用这本书来证明壮族少数民族不存在，可是这只是西方壮学研究的一家之言，还有很多学者的不同观点，他们的研究都是基于大量的实地乡野考察和文献研究。比如杰弗里·巴洛的 《壮族：他们的历史文化与民族性》，还有日本学者冢田诚之对壮族的深入考察和研究。 二、自古就有壮族人 虽然壮族这个名称是创造出来的，可是被叫做壮族这个名词的人却一直都存在，他们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岭南地区。壮族是古代百越族的一支，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广东和贵州等省区，与贵州的布依族、越南的岱依族、侬族、热依族语言文化非常相似，并一起合称为僚人。以上我们可以都称他们为壮族先民。 壮族先民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有自己的神话传说，有自己的语言，更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习俗，这一切历史上有文献记载，也有考古学证据，现实中也有大量讲着壮语的人们世代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壮族先民一直都存在于岭南地区，无论是叫“壮族”，还是“僮族”，或者是“僚人”，甚至是“土人”，他们都是自己所处地区的原著居民。 直至今日，很多偏远地区的壮族山寨依然保持浓厚的壮族习俗和文化特色，武鸣则是保留壮族特色最为浓重的壮乡。武鸣境内(大明山周围的马头、两江等)的古代遗址文物表明，早在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三、四千年前的商代，二、三千年前的西周及春秋、战国时代，即在秦始皇向岭南进军———中原汉民族向广西迁徙定居之前，在武鸣这块土地上的东、南、西、北、中部，已有人类群落居住、繁衍着。壮族的先祖则是上溯至更遥远的原始人。 三、总结 研究人类学和民族学有很多学派和理论，这些理论用来判断一个民族的群体特性，总的来说大致可分为“原生论”与“工具论”两大理论视野。“原生论”强调族群单位的稳固性和持续性，认为人在其本质上首先可划分为同质的“种族”共同体范畴，而具体到下一层级的“族类共同体”则是由“语言、血缘和土地等要素构成”；而“工具论”则持“功能主义”之目的，认为族群性伴随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境而改变，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出发，强调人们的族群归类是为了特定的政治、经济目的，其背后往往存在精英的权力操作。 不论哪种学派和理论，重要的是深入壮族乡土进行广泛的田野调查，尽可能收集记述壮族状况的历史民族志资料，并与考古学研究结合起来，使研究的资料和依据更为实证、充实。这样的研究，使我们有可能比较客观准确地认识、理解壮族的族源、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 人类多样化和多元化可以促进人类整体的发展和进步，所以现代文明非常注重和尊重多元文化主义，对少数裔更是倾力保护，壮族先民确实有过因为文明落后而自卑的时期，甚至由于壮语夹壮的发音受到一些歧视，但是这些应该都已经成为往事，现代壮族人应该向其他少数民族一样自豪地告诉别人自己是一名壮族人。 武鸣的壮族人民还会讲壮话、也应该会继续讲壮话，希望壮族人民不要因为社会上对”夹壮“普通话的偏见，就开始不愿意让自己的小孩学状语。其实把普通话和状语同时学好完全没有问题，我初中有一位同学普通话讲得好，而且会讲客家话和壮话，虽然他的普通话虽然不及北方标准，但是发音准确，毫无问题。要知道，全世界最通用的语言英语也有十几种口音，这些口音在英语的发源地英国都是受到尊重和认可的。 壮族人自古就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先祖们开垦土地、守护山林，一代又一代的定居者繁衍生息，即使经历壮汉融合的大趋势，也依然保持本民族的特点，哪怕只是为了保存人类多元化的一个基因，也值得壮族人民继续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更不用说壮族人身上流着先祖的基因和特点。

韦 天 宝 韦天宝（1786—1821），字介圭，号絅斋。罗波乡凤林村韦静屯人。少年入私塾，19岁补弟子员后就读于桂林秀峰书院， 其“刻苦自励， 寒暑不间”，学问日益长进，时人赞为“粤才之隽”。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考取举人，与其父韦有纲（嘉庆举人）成为县内父子同朝举人。韦天宝中举后，更加用功博览先儒理学诸书，旧方志称其“向义日广，文章日醇”。 凤山土州（今属凤山县）土司慕其才华和名气，以优厚报酬聘为幕僚。他赴凤山土司，邀聘时沿途见土州辖区内的老百姓十分贫穷，而赋税、徭役深重，极为感慨，在《抵凤署感作》一诗中道：“十月兰阳道，穷檐不忍看！官贪征赋急，少丁避徭难。鸡黍供宾减，人烟入望寒，辖轩谁下问，康济苦无端！”就任后力劝土官栽减徭赋，土官也勉强采纳了他的一些建议，徭赋有所减轻，受到百姓称颂。由于土司残暴而顽固，因议事不合，他愤然离去。 嘉庆二十四年秋，到山西省代州（今代县）执斗山书院山长，严谨治学，改变教学风气，当地官民赞为“鹅湖鹿洞”之风再现。次年秋考取进士，授四川省重庆府巴县知县。道光元年（1821年），至成都5个月病卒，年仅35岁。著有《斗山书院学规十则》1卷；《存悔堂遗集》4卷， 分《读书解悟》、《师友讲论》、《治平要语》、《时文》等，由其子韦丰华整理刊行；此外，还有一些诗文，多已散失。 韦 丰 华 韦丰华（1821—1905），字剑城，别号大明山散人。为韦天宝“遗腹子”。幼年入私塾及被县令招入县署教读，后到桂林秀峰书院就读。书院中的教员多为其父同仁，对他比较看重，学习进步很快。回乡准备参加科举考试，正值太平天国起义，县内民众“拜台习洪教”，组织堂会持械攻打府、县。韦丰华则在家乡组织团练“捍卫桑梓”。 清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奉县署令率团练到陆斡豆俎山（今陆斡村那豆屯）围剿堂会陆九成部，团练被击毙29人而溃败。咸丰九年，奉思恩府知府徐引的命令率团练配合官军，于罗波六塘大梁村堵截、围剿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太平军被迫撤往宾州。咸丰十年，以军功被授予“选用知县”，同年经县考试，取为拔贡。 同治四年（1865年），持练卫团，多方联络，偷袭韦朗村堂会农军后侧，为被围的思恩府官军解围，后奉右江道统宪令，起团参加捣毁曾聚集堂会起义者上万人的据点韦朗村。战事稍平，为维持生活，韦丰华后半生从事清苦的教书生活。同治五年，在家乡倡议，得到父老支持，创办琴泉义学，并执教11年。 光绪二年（1876年），任县岭山书院山长，经知县核准，召集邑绅、诸生募捐，历经3年修复书院屋舍，掌院10余年。此后，又分别执掌恩恩府学8年， 执掌府属阳明、西邕书院多年，直至80岁高龄始辞馆回乡。在学校教育中，他主张培养“学有根底，品端洁而行轨，禀性朴诚”的人才，“崇理学、敦德行”，即培养有知识、 品行优良的学生， 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和声望。因此“远近学者争就之”、“郡属士子皆乐趋”、“造就情殷，成材者众”。 韦丰华出生书香世家，虽有良好的家学传统， 仕途却不如父、祖辈顺利。在教书中，曾先后7次参加每三年一次的乡试，其中一次为以拔贡身份参加朝考，但“秋闱七试不登科”，连举人也未考上，“选用知县”也未被选任实职。一生写了许多著作，留下诗文数百篇。其主要著作，现存诗集有《今是山房吟草》7卷、《黯然吟集》1卷；文集有《今是山房吟余琐记》上下篇4卷，《耐园文稿》、《应酬杂著》 各1卷。今已散失的诗集有《崇祀乡贤纪思唱和诗词集》。今壮族文学史学界称其为清末优秀壮族文学家、诗人。 [caption id=“attachment_912” align=“aligncenter” width=“647”] 今是山房吟草[/caption] 他熟悉地方掌故，还广泛收集资料，编写了《增修武缘县志草》14卷，虽今已散佚，但清末及民国初县内编写的《武缘县图经》、《武鸣县志》已多处辑录，保留梗概，是不可多得的地方史志资料之一。韦丰华晚年回乡，虽谢绝政事，但家乡团练要务， 仍必赖其主张， 获赏五品蓝翎顶戴， 思恩知府题赠“功在梓乡” 匾额。光绪三十年（1905年）病卒，终年84岁。 来源：思恩府驿站 图文编辑：阿素喇

前言：无意中看到了一本《武鸣百年图集1912-2012》，里面收录了很多珍贵的照片，特别是改开之前和八十年代的那些照片，更加弥足珍贵，毕竟那个年代相机都是稀罕物品。我大致按照顺序摘录这些珍贵的照片，如果你仔细观察，说不定里面有你的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的身影。 [caption id=“attachment_876” align=“aligncenter” width=“674”] 陆荣廷接受招安时35岁，苏元春将其名字由“阿 宋”改为“荣廷”，意为要其多立战功、光耀朝廷。 图为苏元春（坐者前右）与陆荣廷（坐者前左）。后 为陆荣廷亲军。[/caption] 1916年3月，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左五）应陆荣廷（中）之邀到达明秀园，共商讨袁事宜。上海《申报》登载陆荣廷加入同盟会成员的报道。 [caption id=“attachment_883” align=“aligncenter” width=“349”] 蒙仁潜，府城镇寺圩村人，其父为武鸣清末杰出教育家蒙泉镜。1921年7月，陆荣廷通电下野后蒙仁潜自称广西边防军司令。1922年4月，占领省长公署旧址并任自治军旅长兼广西省省长。[/caption] [caption id=“attachment_884” align=“aligncenter” width=“366”] 李静诚，府城镇府城圩人。1927年11月任广西省省长。1928年5月辞去省长 职务，回武鸣县闲居。1929年6月接受广 州军政府令再任广西省省长。陆荣廷过世后，于1932年回南宁居住经商。1944 年10月去世。[/caption] [caption id=“attachment_885” align=“aligncenter” width=“376”] 苏希洵，武鸣马头镇全苏村人。1913年春赴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攻读7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成为县内第一个博士。回国后，1924年被委任为外交部欧美司司长及外交部长王宠惠的秘书。1933年任广西省政府委员，1937年任广西省政府秘书长。1939年任广西省教育厅厅长。1949年11月经香港去台湾。1970年7月，病逝于台北。[/caption] [caption id=“attachment_886” align=“aligncenter” width=“448”] 宾寅，广西桂林人。1922年和1927年，先后两度任武鸣县县长。今县政府大院内的两棵大榕树，为宾寅率两个女儿亲手种植。[/caption] [caption id=“attachment_887” align=“aligncenter” width=“949”] 1930年，滇军占领武鸣并围困南宁，南宁红十字会在城内外施救。[/caption] [caption id=“attachment_889” align=“aligncenter” width=“461”] 西江书店旧址（现解放街76号）。[/caption] [caption id=“attachment_891” align=“aligncenter” width=“623”] 民国初年，武鸣农村春耕情景。[/caption] [caption id=“attachment_892” align=“aligncenter” width=“499”] 民国时期用的七齿耙。[/caption] [caption id=“attachment_893” align=“aligncenter” width=“371”] 民国时期武鸣用的打谷架。[/caption] [caption id=“attachment_894” align=“aligncenter” width=“669”] 民国 时期灵水凉亭。[/caption] ...

曾经被人问过一句话：你爱国吗？我当时确实懵了一下，没做好准备，第一反应是想起一位同行曾经的说法，我只能做到爱国的最基本的层次：承认我是一名中国人。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建立在我出生的故乡在中国的基础之上。后来想了一下，我其实更爱自己的故乡和故土，那里是我出生之地和成长之地，先祖们几百年来就已经在那里开垦土地、守护山林。未来无论我走到哪里，我在故乡居住了近二十年，那里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对于故乡和故土，贾平凹先生小说里有一句话：你生那里其实你的一半就死在那里，所以故乡也叫血地。 说到国家的维度，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太过于空洞的概念。我周围很多人，甚至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都不一定真正知道现代国家的真正定义，更不用说如何理智地看待爱国主义了，这几天看到学者定义真正理性的爱国主义者应该有的特质，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 第一，理性的爱国主义者承认对民族或国家的认同是一项重要的归属需要，但是反对这种认同的独占性（即这种归属并不是唯一主导个人的情感，并且你不能要求别人必须和你拥有同样强烈的爱国情感），而是认同爱国主义具有复合多重性，并承认每一个人独特的价值、情感与利益的诉求，也重视整体与多元局部之间的平衡关系。 第二，真正的爱国者不会认为国家利益的特殊重要性或优先性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有条件的和需要以理由证成的。它拒绝“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绝对正当性，反对将次级群体（如家庭和地方社群等等）以及个人的价值无条件地服从和让位于国家或民族整体的价值。 第三，平和的爱国主义会坚持每个公民对其国家拥有特殊的义务，但同时认为这种义务不是“道德上无限制的”，承认存在着高于国家或民族价值的普遍道德原则，并赞成这些原则可以正当地对国家或民族所主张的种种价值施加一定的限制。 第四，这种爱国主义也许仍然在某种程度上信奉祖国或本民族的优越性，但同时承认其他国家和民族也拥有同等正当的自我优越性的要求和主张，因此拒绝那种唯我独尊的“民族优越论”立场，反对将其他民族视为低下劣等的，并由此肯认国际正义的基本原则。

距离考试还有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经过班主任多次申请，我们顺利获得一次春游的机会，十七班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们都非常羡慕我们毕业之前能有这么一次踏青活动。为了避开路上的车辆，班主任专门选择不是圩日出发，他直到当周的周五上午才宣布周六要去春游的消息，以免大家提前知道后影响复习。在这之前都是由班主任准备好春游的各项工作，包括购买各类用品，他甚至提前让学校食堂准备包饺子用的饺子皮和饺子馅。 周六是一个多云的好天气，气温合适，非常适合出游，食堂的师傅用车帮我们把锅瓢盆、柴火、饺子皮、饺子馅提前送到清水水库旁边的空草地，那里是我们这一次春游的地点。全班同学以宿舍为单位组成小组出发前往目的地，每个人带上自己的饭盒勺子，所有人都是骑自行车前往，个别同学没有自行车，就由骑车的同学载在后面，我们宿舍打头阵，最先出发。 阿克是宿舍里个体最大的人，他自己先吹风：“今天谁载我的话，小心爆胎，我不仅仅体积大，而且重量也不小。” 阿丹笑眯眯地看着他：“你自己走去吧，我们的自行车都没法载你。” “我才不会走着去呢，如果没有人带我，我就在宿舍睡一天懒觉，哼！” 班长阿宝自告奋勇：“走吧，别吹牛了，我载你，上坡的适合记得跳下来推车，你这个体重没人能带你上坡。” 宿舍里也只有阿宝的老八六可以载得动阿克，我对阿宝说：“中午的时候让阿克给你多盛一份饺子。” 全班同学陆续来到了目的地，班主任再次强调安全要求：绝对不能下水游泳，也不能靠近深水区的岸边，由各个宿舍的舍长负责安全观察。 这里的清水水库一直是附近村庄的重要水源，阿丹家就住在水库附近的村子，他说水面已经比两年前来钓鱼的时候浅了很多。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清水水库，一直都没有来过这里，黄岜村的自来水也是来自这个水库。小时候村里经常停水，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在干旱或者农忙的季节停水，这种情况是有农民把大水管拆下来接水灌溉。后来就经常停水，听说附近的淀粉厂产量提高，大量的水都供给淀粉厂，所以居民用水只能阶段性供应。 我对这个淀粉厂又爱又恨，爱它是因为每逢生产淀粉的时节，淀粉厂会从村里请临时的工人，给的工资还挺高，我妈妈就是其中一名雇员；恨它是因为淀粉厂不仅耗水巨大而且会产生大量的污水，这些污水往往直接排入水沟并产生恶臭。周边的村子忍受不了这些恶臭，打电话投诉到焦点报道，电视台还专门派记者下来调查，淀粉厂的老板说会及时整改，一直到现在似乎都还没有任何变化。 我环顾四周，果然有人在水库的旁边养鸭子，终于知道为什么黄岜村的自来水偶尔会散发出臭鸭毛和臭鸭屎的味道，我看见养鸭子的围栏边上写着醒目的大字“珍惜水资源，保护水资源”。阿定所在的村也是喝这个水库的自来水，我问他：“你们村的自来水有臭鸭屎的味道吗？” “嗯，偶尔会有这个味道，特别难闻，难道你们村的也有吗？” 我用手指着西边：“对，你看那里有人养鸭子，这就是根源所在。” 我一直都以故乡的山清水秀为荣，看到这个水库的情景，加上目前黄岜村发生的变化，我内心产生了极大的担忧，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里的山不再青，水不再流，甚至会为喝上干净的水而发愁。 “你们俩在那边白站着干什么？赶紧过来帮忙。” 阿宝喊我们回去帮忙，我和阿定很快返回到野炊的阵地。食堂的师傅给我们带来两口大铝锅，阿强和阿宝已经把第一个灶炉搭好，正要弄第二个的时候，阿克上来教训他们：“你们两个还说自己是三和人呢，灶炉都不会搭，看来平时都白参加村里的打会活动了。” 村里每逢小节，比如二月二、四月八的时候都会聚在一起拜神社，每家派一两个代表到广场吃饭，直接在社神前面的空地搭起炉灶，就地煮饭炒菜，这种叫做“打会”。 阿宝不服气：“哪里有问题了？你给我说说看啊。” “你看，你们搭得太矮，这样烧火最热的地方没法烧到锅底，还有一般都是搭三脚灶，你们都围得都快密不透风，到时候火怎么烧得旺呢？” 我不敢相信平时总是为化学及格线挣扎的阿克居然能够说得如此有板有眼，顿时对他刮目相看。阿宝和阿强听完也觉得很有道理，赶紧又推倒重来，在阿克的指挥下，很快就把第一个灶搭好，看上去和村里打会时候搭得一模一样，紧接着他们把第二个灶也搭建起来。我和阿丹提桶去打水，阿丹人长得瘦小，力气可不小，跟我一样提着满满的一大桶。 所有工作都准备好之后，班主任让大家都聚集过来：“我们先举行第一个活动，就是包饺子比赛，我们还是以宿舍为单位进行怎么样？”我看见班主任嘴巴露出一丝不怀好意的微笑。 “我反对！” “反对！” “这样不公平！” 男生闹哄哄地表示抗议，毕竟班里包过饺子男生没有几个，很多甚至连饺子都没吃过，我就是其中一个。饺子在南方本来就很少见，除了在街上的同学偶尔吃过，在村里几乎没有饺子的影子。 我们这里经常吃的是馍，一种和饺子类似的食品，不是用面粉做，而是用曾经是壮族人特有的糯米粉制作而成。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吃各种馍：小圆馍，里面什么不放，直接搭配瘦肉、小芥菜放到汤里煮；大圆馍，里面包陷，类似饺子但比饺子要大，一般蒸来吃；糖馍，里面放糖和花生末，这种馍做成长条形状，用芭蕉叶包起来然后蒸熟，夏天吃更美味。 班主任没能顶住大家的抗议，最后还是按男女混合进行分组，总共四组，每组四个人，两位男生搭配两位女生，比赛时间十五分钟。比赛有两个评分标准：速度和质量。速度的标准是：保证饺子是完好无损，包一百个饺子得五十分，九十个得四十五分、八十个得四十分、七十个得三十五分，质量的标准是：班主任自己包了一个饺子，大小形状以这个为标准包，达标九十个得五十分，八十个得四十分、七十个得三十分、六十个得二十分。 阿定和阿宝也参加比赛，他们分在同一个组里，我听完班主任说完规则后算了一下，对他们两个说：“你们包九十个就可以，确保每个都包好。” 饺子皮是现成，饺子馅也分好，口令一发出，大家开始忙碌，我观察大家包饺子，女生包得明显又快又好，男生就显得笨手笨脚，不过有三个人包得也不错，特别是阿坚，他几乎包得和女生一样快，阿坚家住在街上，他妈妈是北方人，经常在家包饺子吃。 十分钟过去之后，两个小组包一百个饺子，分别拿到一百分和九十分，阿定所在得小组包九十个，拿到九十五分，另外一个小组也包九十个，拿到八十分。依照名次，参与的同学都获得价值不一的小奖品。 接下来的时间，班主任安排一个小时自由活动时间，剩下的饺子皮由各个宿舍的舍长和几个女生负责包完。我和阿定来到一条小峡谷，这里是被山上流下来的水不断冲刷而成，从痕迹来看，以前的山洪应该很大，差不多淹没到我们的胸前，不过现在只留下一道细细的水沟，还有水不断从山上流下来。 自由活动时间之后，班主任组织大家进行原地小游戏，然后由各个宿舍的舍长和生活委员一起生火，开始煮饺子，班主任专门让阿坚在旁边协助。我是第一次看见煮饺子，在旁边观摩，水开后，放入饺子，我以为水开之后就等着煮几分钟，眼看着沸腾的饺子汤开始满上来，阿坚不紧不慢倒入一些提前烧开过的凉水，泡沫又下去，我这才知道为什么刚才他要提前烧好开水放凉。这样来回几次后，饺子开始漂浮上来，阿坚大声叫大家：“开饭咯，刚才参加包饺子的同学可以先拿饭盒过来。” 阿坚、阿宝和阿强一直在煮饺子，宿舍的舍长把煮好的饺子分给大家，一共煮了好几轮才把所有的饺子煮完。这是我第一次吃饺子，饭盒里乘着热乎乎的饺子，放凉差不多之后，尝一口，口感软软，不像馍一样会粘牙齿，我一口气吃完十几个饺子。阿克拿着饭盒过来找阿宝：“还有饺子吗？我还要再吃一碗。” “全班你吃得最多，还剩不少，你自己盛吧。”说完之后，忙碌的阿宝也拿着自己的饭盒开始到一边去吃。 午饭之后全班同学开始合影，照相，有人在散步，有人坐着聊天，有几个同学带书本过来，坐在石头上翻看。我坐在水库前，看着波光闪闪的水面，微风拂来，多么惬意，这是一个非常适合看书的好地方，我也翻开《数学与哲学简史》，这是最后一部分，概述刚刚过去一个世纪的数学发展。 “二十世纪是数学发展最为迅猛的一百年，这是数学的另外一个黄金时代，最重要的三个特点：首先，罗素悖论几乎摧毁康托尔的集合论之后，数学家试图从更抽象角度去完成现代数学基础体系的建立，罗素将公理化引入集合论提出逻辑主义，希尔伯特崇尚形式主义，布尔巴基学派则相信结构主义，最终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却摧毁了这些数学家的梦想；其次，应用数学特别是基于算子理论发明的电子计算机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数学研究；最后，以希尔伯特二十三个问题为起点，数学英雄们在攻克数学猜想的同时极大的促进数学的发展。”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德国哥廷根的天下，但随着纳粹德国大肆摧残科学家，美国的普林斯顿成为最大的数学中心，并且一直影响至今；得益于沙皇俄国留下的遗产，苏联数学家在冷战对抗期间攻克很多前沿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数学先驱者们将现代数学带回自己的祖国，他们为推广现代数学做出巨大贡献，并且在艰苦的环境中也获得一些独创性发现。” 我完全不懂这里提到的数学知识，我现在掌握的只是初等数学很小的一部分，这些初等数学都是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就已经存在的知识，需要学习的知识太多，我想起挂在房间的那句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合上书本，想到一个我原来不敢想的问题：如果我考试失利，无法继续升学我该怎么办呢？我是否能像拉玛努金一样在贫穷的小山村里继续思考数学？ “拉马努金是印度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他出生在印度南部一个偏远的小镇，曾经有一段时间相当穷困，甚至经常到了挨饿的地步，即使在如此窘迫的条件，他依然孜孜不倦地进行数学研究，在简陋的笔记本里潦草地写下了一个又一个传奇公式。” 可是很显然，我不具有他对于数学的直觉，更没有他那样的天赋，我只有先通过考试，再一步步向前进发，对于我来说，一分收获意味着一分甚至多分付出，并没有捷径直接通向未来，目前最紧迫的是突破中考这一关。 想到中考我又回到了现实，同学们都在各自聊天和玩耍，看起来大家今天玩得都很开心，连平时比较愁苦的阿定也露出了难得的笑脸，我想班主任应该觉得很满意，他努力争取到的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下午大约四点钟，大家开始收拾东西，班主任交代路上的安全事项之后，大家就陆续返校。全班同学三五个人一小队，轻快地踏着自行车，在路边桉树叶子漏下的斑驳光影中，向学校进发，向两个月后的中考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