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到周五下午了，我和阿理收拾完东西之后，就飞奔到自行车棚。里面好几个教职工的小朋友拿着打气筒在车棚等着做生意，打一次气一毛钱。我们班主任一年多前已经为我们班买了一个打气筒，周五的时候由住在街上的阿龙来负责保管，他等所有的人都打完气之后把打气筒放回教师。阿龙非常热情，他画画特别好、喜欢打篮球，长得有点胖乎乎，平时他很少说话，一到周五他就很热心地帮我们看管打气筒。
我和阿理打完气，我们就骑车出校门了，一路上我们聊着下周的篮球预赛，突然他问我：“你收到我去年给你写的信了吗？”我很惊讶：“没有收到呢！”他有点失落地说：“哦，那可能是寄不到。”
“我们同桌有什么话你直接跟我说，你还给我写信，就算写了可以直接给我啊，干嘛还要费那个邮票。”
“有些话我不太方便说，所以就写进信了，不过没关系。改天我再和你说。”
聊着聊着，我来到了黄岜屯的村口，阿理还要继续骑行两公里才到他的家，我跟他道别后，就骑进村里，终于又回到家了。弟弟和小妹已经在家了，我问他：“爸爸妈妈呢？”
“爸爸还没有回来，妈妈地里给菜浇水，他交代要让你喂猪。”
“我知道了，跟我上来，我给你带回来一本书。”我把从图书馆借到的小人书给他，弟弟现在上一年级，他特别喜欢小人书，特别有图画的书。他接过书就入迷地看起来了，弟弟在我刚刚上初中的时候还闹过几次，因为他从新就一直跟我睡，我上初中的时候他才5岁，妈妈维持还陪他睡了几天，他才能独立睡觉。
除了弟弟，我还有两个妹妹，在这个国家似乎很不可思议，因为国家执行非常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在这片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计划生育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我出生的那一年村里一共有十五个男婴出生，而且他和另外两个人同年同月同日生，这个事实是他刚懂事不久就知道，因为黄岜屯一百多年来重男轻女相当严重，凡是儿子都算添丁，成年后同一年出生的男子每年还会聚在一起吃饭，这种传统源自很久以前的兄弟会，同一个村的同龄者需要团结在一起才能抵抗自然和外部的生存威胁。等到他上学的时候，他发现那一年出生的女孩有十六个，这个比例符合自然出生性别的比例，而这种情况在80年代末很难得了。
我从懂事起就被教育要照顾好弟弟妹妹，五岁之前的记忆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却记得带着大妹到处找妈妈，天黑了拉着她的手蹲在家门口等爸爸妈妈做工回来。六岁的时候几乎全职带着小妹，背着她在到处走。等到八岁时又负责看管弟弟，我印象最深的是跟着全村人拖着弟弟爬上山去躲超生游击队，一个只有八岁的儿童背着不到两岁弟弟爬上险峻的高山，没有出事故只能说我命大，但是那次爬山的经历给我心里留下很大的阴影，我背着弟弟往上爬的时候回头看着斜坡别吓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爬山。
看着天快黑了，我赶紧下楼去喂猪。家里有三个猪栏，分别养着一头母猪，一窝小猪和一窝大猪。我从小学六年级就开始喂猪，现在是大妹在家喂。我喜欢小猪，每次看见他们吃得圆圆的我都很开心，这些猪是家里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我的家族似乎和猪有很深的渊源，听我爷爷说，我们祖上六代都和猪有关，我爸爸是卖猪肉，爷爷也卖猪肉，甚至以前我太爷爷也卖猪肉。这个职业在传统知识分子眼中或许有些不光彩，但正是因为这个职业为几代人提供了足够的资金和营养，造就了这个家族辉煌的百人五世同堂。我的曾祖父在清朝时期就从市集贩卖猪肉回屯里卖，他的祖父则是在共和国初期经营这个小店，大公社推行之后这个经营了半个世纪的小店消失，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爸爸又重新经营起了这个小店。为了经营这个小店，我爸爸多次放弃了南下邕打工，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兄妹四个都没有成为留守儿童，直接影响这个家族的教育，我看你成为这个家族第一个重点大学生，其他三个兄妹也陆续踏入高等教育大门。
我爸爸是这个家族里经营猪肉店最成功的一个，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就将小店发展到周边村屯，他也不再直接从市集上贩猪肉，而是自己到各个村屯去收购农村自养生猪。家里的肉店可以赊账，一些家庭，特别是阿公阿婆们，因为需要等到收割庄稼才有现金收入，所以一般先赊账拿肉，等到庄稼换成现金才把钱还回去。大家都在一个屯里，所以都很自觉，绝大部分人都会尽快把钱还上。
我刚把三栏猪都喂完，爸爸就回来了，他开着崭新的五羊摩托车，背后有一个大编织篮。这个时候摩托车在农村还很稀有，爸爸买辆摩托车倒不是虚荣，因为他需要经常出门买入生猪、把肉送到街上，送到各个村屯。“我放学回来了，刚喂完猪。”我很乖地对爸爸说。“嗯，好的。”爸爸长得结实、微胖，前面的刘海梳向右边，他经常拔胡子，所以脸部非常整洁，看起来比同龄人都年轻很多。不过说话很少，也不经常主动说话，除非我跟他搭很多话，他才会说比较多。我们兄弟四姐妹在爸爸面前都很乖，一方面是爸爸比较严厉，另一方面也都渴望得到爸爸的认可。
我看见他从编织篮里提了几天鲶鱼，内心很是欣喜，今晚又可以吃爸爸煮的鱼了，我们一家都喜欢爸爸做的菜，虽然没有电视上看到的菜那么好看，但是绝对可口美味。爸爸是村厨，所以对做饭有一手，晚餐基本都是他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