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专门说说正宗武鸣先祖后裔的“根”，从以下八个方面（节）进行探索，将八个节的小标题凑在一起，便是一首顺口溜：

本土古人是祖先，后裔瞒祖出讹传。
壮族神话说分姓，壮姓汉姓不同源。
自编荣耀宗族史，包公难察氏谱言。
外来迁入武鸣户，解读遗码看宗源。

“绵绵瓜瓞”，语出《诗经·大雅》篇，民间用以赞颂宗族世代延续不断，子孙繁荣昌盛。

参天之树有其根，贯舆之流有其源。怀念祖宗，人之常情。追本溯源，乃是人类之天性。寻根问祖，谈祖说根之风，流行各地，经久不衰。

笔者系地地道道武鸣籍，壮族，在本县从事文科教学及地方史志工作四十多年，耳濡目染县人的宗源诸说及氏族谱牒，可谓得悉所有。然而，迄今尚未发现明朗声称自己宗族就是武鸣原始先民的后裔；几乎都是异口同辙地宣扬自己的祖先是古时从远地迁来武鸣（含前称）落户的。有的自己没有听到“老人”说先祖从何地迁来，也猜测可能是失传了，亦不认为自己是武鸣本土古人的后裔。

众说纷纭，孰是孰非？掀起历史的盖头来，让我们认知自己先祖们的真面目。

　　1、本土古人是祖先

史籍记载，中原汉民族向广西迁徙定居，始于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向岭南进军之后。也就是说，2220多年前广西这块土地上的世居人群，都是本土民族。

一个地方的古代遗迹与出土文物，是研究该地古代历史的物质资料。为着探索武鸣土著居民的祖先的源头，让我们先看看武鸣境内秦代之前的古人类遗址与文物出土的情况（以下为不完全举例）。

县域东部：两江镇三联村伏邦屯附近岩洞新石器时代石铲、战国时期岩洞葬遗址文物；英俊村岜旺山新石器时代晚期岩洞葬遗址文物。陆斡镇覃内村岜马山新石器时代～商代初期岩洞葬遗址文物。马头镇勉岭商代铜卣，元龙坡西周时期、安等秧战国时期435座墓葬遗址文物。

县域南部：双桥镇伏林村敢汉（山洞名）及潭王坡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太平镇堂斋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大石铲文物。
县域西部：锣圩镇岜勋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淝阳小学校旁新石器时代大石铲。
县域北部：仙湖镇邓吉村敢敏（山洞名）新石器时代晚期岩洞葬遗址文物。
县域中部：城厢镇敢风洞前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里建圩附近潭勃（地名）新石器时代遗址大石铲。

上述武鸣县境内的古代遗址文物表明，早在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三、四千年前的商代，二、三千年前的西周及春秋、战国时代，即在秦始皇向岭南进军———中原汉民族向广西迁徙定居之前，在武鸣这块土地上的东、南、西、北、中部，已有人类群落居住、繁衍着。他们的先祖则是上溯至更遥远的原始人。

从马头镇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群的座数，可以得知当时居住在该地一带的土著民族人数众多。

秦朝之前，武鸣这块土地上的壮族居民及其后裔，即使迁徙，也不会全部都离开武鸣这地方；即使遭遇大灾难，也不会全部灭绝。当今的武鸣居民大部分就是他们的后裔，显然不是中原人在广西的后代。

地名是人类活动的印记。长久居住在该地的民族，为了生产、生活交往方便而命取地名。上述古人生活遗址土名几乎都是壮语地名用汉字记音。如（括号内为义译）：岜（山）、敢（山洞）、潭（池塘）、勃（土丘）、元龙坡（山谷旁丘地）、安等秧（堆放稻草的坳）。太平镇堂斋岭出土大石铲22把，直立排列成圆圈形，中间有一层很厚的草木灰堆积，石铲的刃部一律朝上，柄部朝下。据观察推测，该处为远古的一个祭坛。岭名“堂斋”，壮语称大型祭神活动为“古斋”，“堂”就是祭神的坛，石铲把数“22”，壮语读音除了指具体数字，还有“思又思”的谐音双关义（思念祖先）。反映了远古壮族先民的石铲崇拜（含劳动崇拜、祖先崇拜）、火崇拜、太阳崇拜。由此可知，当时该地的先民是壮族群落。

　2、后裔瞒祖出讹传

当今武鸣居民人口有65万余人，壮族约占87%。从主体上说，其先祖就是原始社会以来世世代代居住在武鸣这块土地上的土著民族。从外地、从远地迁徙而来成为武鸣的世居者毕竟是极少数。

然而，武鸣各地长期以来流传的宗源之说，几乎都是自称其先祖古时从外地迁来武鸣（含前称）定居的，多数与武将、高官有关，其依据也只是听宗族“老人”所说而已，世代传说，无可稽考，有的据此写成了宗族谱册，有的刻在宗祠石碑上。

县民中流传较多的是先祖原籍山东，宋代时随狄青征南而留住下来。狄青部队在武缘（今称武鸣）屯兵吗？史籍记载，剿平侬智高之后，宋朝廷派狄青部将到广西左江、右江和宜山一些地区任地方官30人（一一列表）。其中，没有派到武缘来。其将领不来亦不在武缘屯兵。再之，武缘地形四周高山险阻，易被敌方封隘困死，不宜屯兵。其三，屯兵要在交通便利之地，还要有大片田地供其耕种自养（政府平时不发饷），以编队扎营，兵士姓氏多杂，武缘境内没有如此历史陈迹。纵然有外地移民迁入或狄青部的失散兵、逃亡兵在武缘落户，其占全县总人口比例为数亦不多。然而，那么多人自称先祖从外地迁来武缘或随狄青征南而来，有的本来是土著壮人也冒称随狄青南来的汉族，似乎远古以来就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土著民族都没有了后代，是有悖于历史实际的。

解放前，武鸣“土人”（壮族）都自称自报是“汉族”———讲土话的汉族。其实也都是冒充汉族的，不但语言不同，衣着、节日等风俗习俗都与附近的汉族（横塘人、客家人、街人）有很大的差异。县内许多壮族群落自称其先祖从山东白马来。中原没有壮族，即使有从山东迁徙到武鸣定居的不会是壮族。再之，古代宗源传说中的地名，要从古代历史地理的概念去理解。如“山东”之称，古今同名异地。春秋时代称太行山以东为山东。战国、秦、汉时代称崤山或华山以东为山东，此后所指地域多有变更。古籍中所谓山东白马县（津、驿），不在今山东省，而在今河南省滑县。山东省，系清代始设的政区，沿袭至今。

由于古时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甚至把南方少数民族视为“南蛮”而加以征伐。壮族先民们为了逃避民族歧视、民族压迫，为保护自己及后代，隐瞒自己宗族的先祖是土著壮人的族源身份，于是出现妄加编造氏族谱之风，攀龙附凤，说自已的先祖是汉族，系某地大官的支系，恐空口无凭，又编造有文字记载的宗族谱，有的刻于宗祠石碑，有的刊印成书，显赫流传于世，其后裔不能正本清源，以讹传讹，代代沿袭，形成真伪难辨、以假当真的族源版本，其实是丢了祖宗的数典忘祖。

民族平等、优待少数民族的当今社会，武鸣土著民族的后裔们，对前辈传袭的外来族源说，应持科学的态度，正本清源，不要丢弃了自已的正宗的祖先。

　　３、壮族神话说分姓

武鸣壮族民间流传着乜洛甲、布洛陀、卜伯的神话故事。其中传说远古时候人们无名无姓，只以辈份或身份来称呼。如，“乜洛甲”、“布洛陀”，均为壮语称谓借汉字记音，涵义分别为“山里始母”、“山里始父”；“卜伯”义为“父亲”。（壮语中，“乜”即“母”；“洛”是“山里、山区”；“甲”即“起始、第一”，“陀”就是“起始领头”）。后来，宗族支系多了，无名无姓叫不便，认不清，于是就产生以姓氏表明家族的分支，并避免近亲婚姻。起初，姓和氏有分别，姓指起于女系，氏指起于男系。后来没有区分，说姓氏，专指姓。

壮族创世神话史诗《布洛陀》（师公唱本）第11章述说远古壮族先民的“分姓”：布洛陀派卜黄给大家分姓。卜黄日思夜虑仍想不出分姓的办法，弄得害了一场大病。大家都来看望他，给他送来一些慰问品。卜黄由此想出了分姓的办法———谁送什么东西就安他姓什么：送梨果的就安他姓李，送牛肉的就安他姓韦，送黄牛肉的就安他姓莫，送鸟的就安他姓陆……。（壮语中，梨叫“雷”，与壮姓“李”同音；牛叫“怀”，与壮姓“韦”同音；黄牛叫“莫”；鸟叫“陆”。）有一个人提个空篮子要去赶圩，半路听说卜黄病了也捎顺进来看望，卜黄也给他分姓，安他姓蓝。吃饭的时候，刚才在厨房里替大家煮饭弄菜的人说还没姓，卜黄就安他姓赵（壮语“赵”与“灶”同音）。分姓结束后，有一个才匆匆赶到。这人平日吊儿郎当，爱捣蛋，现在来到也还是满口粗话。卜黄便用他的口头禅给他安个丑姓———姓伟（伟，壮语读英文字母∨，指男性阴茎）。这人不服气，表示今后改邪归正。于是，大家劝卜黄给他个美姓。卜黄便给他改做姓韦（与“怀”同音，义为“牛”）。从此天下人，分成百家姓。

武鸣壮族神话故事《卜伯》中有这样一段传说：布洛陀年老死了，大家便推选卜伯做头人。特依和达依兄妹俩是卜伯夫妇的儿女。一场滔天水灾，天下人被淹死了，只剩下特依和达依躲在一只大葫芦里能活下来。为了使人类不致灭绝，他们依了神仙公公的反复劝说，结为夫妻。后来，达依生下一个圆肉团，夫妻很是伤心。神仙公公前来送给他们一块竹片，说：“你们把肉团切成小片片，数着每抛出一片肉，同时念竹片上的一个字，每念一个字就是一个姓。”一眨眼，老公公无影无踪了。夫妻俩照着做，数到99，竹片上的字念完了，还剩下7片肉。一眨眼，抛出的肉片都变成了人，一数，有44个女人、55个男人。特依将所剩的7片肉全抛出去，同时说了一声“韦”。那7片肉随即变成了3个女人和4个男人。他们问：“爸爸妈妈呀，哥哥姐姐们都有姓，我们还没有姓呢？”特依说：“你们7个就姓韦吧。”就这样，人们都有了姓，也因此世上男人比女人多，壮人韦姓多。儿女们学会了父母所传授的各种本领，分散到各地去成家立业。临走时，特依说：“异姓结成夫妻，繁衍后代。”从此，同姓不通婚的习俗就传了下来。

　　４、壮姓汉姓不同源

壮族传说中的分姓故事，说明了土著壮人的姓是壮族祖先们命取的，是用壮语音和壮语义命取的，是自有起源的。

壮族民间故事中提到的姓，仅仅是举例之说。现实社会中的壮族的姓，比故事中说到的姓多得多，而且各个姓的起源也不只是故事中所说的。

壮族姓氏，主要起源于壮族先民的原始崇拜，实质上是对诸神的崇拜，包括对自然物或象征物以及图腾崇拜，即使是以住地名、职业名为姓氏，其实也是一种崇拜。起初，人们有名无姓，为了区别，常在名前冠以地名（或职业名），称为“某地（或某业）某人”，后来流行取姓，原“某地（或某业）某人”之称便演变为“某姓某名”。这就是壮族姓氏形成的一般过程。

古代壮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书写地名、姓氏时以用汉字记音为主，个别以表义为辅。壮姓用字则采用汉姓的字，不另起炉灶，有壮、汉融合的痕迹，但是壮姓另有读音、另有起源。这就是“壮姓汉姓，同姓异音不同源”。

中原汉族姓氏的书，历代尤其是十多年来出版发行了很多，流传甚广，影响极大。书中分别述说各个姓的起源、根地及陆续向四周边境迁徙、定居、繁衍的情况。史籍上亦有中原汉族确实向边境扩展迁徙的记载。武鸣本土壮族人有的将自己的姓“对号入座”，认为自己这个姓的先祖也是从中原某地迁徙来的，有的将此载入自己编撰的氏族宗谱书中，以致谬误扩散，后代以讹传讹。

下面举例说说部分壮族姓氏的起源，与汉族姓氏的起源是不相同的。十多年来，许多学者出书刊文，就壮族姓氏起源的研究，发表自己的见地，形成共识。如，壮族韦姓，一是起源于古代先民牛崇拜或牧牛业群体，以崇拜、职业为姓；一是起源于古代先民的石祖崇拜，以男姓生殖崇拜为姓。（石祖：石制的男性阴茎，古代祭祀供奉之物。）两个推测的依据是：壮族韦姓在壮语中有“怀”、“V（英文字母）”两个读音———“怀”是“牛”，“V”是“阴茎”。汉族韦姓的起源，一是夏朝时元哲被封为韦国（在今河南滑县东南）诸侯，其后裔以故国名取姓韦；一是汉代功臣韩信的后人为避仇而改取姓韦（“韩”字的半边）。

武鸣县太平镇有个古老的壮族大村，村名壮语称为“坛怀”（音），村宗皆姓韦，是壮族韦姓（怀）起源于古代牧牛业群体的一个典型。（壮语“坛”，义是“屯。）两江、马头、罗波镇多个壮族村名中的“韦”字则读“V”，系男性生殖崇拜而取村名、姓氏。在两江镇聚群村有一处新石器时代（距今约四五千年）人类生活遗址，壮语名称为敢娅蒲（汉语义为阿婆山洞）外的一旁，有一个高约3米、直径约1米的古人类生殖祟拜的石祖，是人工竖立起来的，由两截石条粘合而成。自治区考古专家郑超雄说，这样巨大的石祖非常罕见，可称它为“岭南第一祖”。据县志办调查资料，这一带几十公里范围内韦姓人极多，今约占当地人口的1/3。是壮族韦姓（v）起源于远古壮族先民石祖祟拜的一个典型。
壮族古代歌仙刘三姐，《辞海》释“亦称刘三妹”。她原本无姓氏。壮族长篇叙事诗《布洛陀》中说“僚侬三造友”，是壮语借汉字记音，义为“我们三妹制造爱情”。壮语“僚”，义为“我们”。后来流行取姓，便有刘三妹、刘三姐之称———由起初的壮语人称代词“僚”（我们）谐音演化为姓“刘”。（参见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第543～545页。）。

枫树，壮语称“可楼”。壮族刘姓、廖姓起源于枫树崇拜（谐音演化）。壮族先民以枫树为神树，各地流传枫树的故事，爱吃用枫叶汁染成的黑色糯饭，“三月三”用青枫叶扎门旁以祈平安、吉祥。

壮族陆姓的起源，一是壮族古代先民的鸟崇拜，一是壮族先祖居住山区，皆系根据壮语“洛”（鸟、山区）的读音与壮族姓陆的读音相同作推测。山洞，壮语称“敢”。壮族原始先民最初居住山洞，后裔为怀念祖先而取姓甘（与“敢”同音）。后来从巢居（在树上架巢）发展为在地面建造住宅。房屋，壮语称“栏”。以建“栏”为业的壮族先民，有的就以“蓝”为姓。

壮族姓“苏”，壮语称为“做”，起源于壮族原始先民的石铲崇拜。“铲”，壮语称“做”，“石”，壮语称“林”。石铲，壮语称“做林”。出于原始崇拜，古代壮民以“做”、“林”为村名、姓氏。府城镇东江边有个苏林村，村宗苏姓而无林姓，古代先民们以石铲崇拜而取村名“做（苏）林”，以“苏”为村宗姓。

以上仅是壮姓汉姓同字异音不同源的举例说明，因篇幅所限，其余从略。总之，壮姓汉姓各自有着不同的起源，两者同用一个字，即使算是同姓也是不同宗。土著壮族不是从中原迁徙来的汉族的后裔。

　　５、自编荣耀宗族史

清代《武缘县图经》载，元代至正年间（1341～1348年），山东汶上县人李廷宝到广西象州任官，年老退休时因兵乱道阻，不能回原籍，就到武缘县落户。100多年后，李廷宝族人称明代武缘名人（曾任四川剑州知州）李璧（1473～1525年）是李廷宝的后裔。然而，李璧自撰的《李氏族谱》宣称“璧之先世居武缘五凤村，故老相传自贵州来”，因遭世乱，宗谱世系迷失，无可稽考。但他不承认自已的先祖是从山东来的。而今，李璧故居（今名为陆斡镇覃李村）的村老们声称，“清代思恩府知府李彦章是李璧的后代，是我们村上人。”（思恩府署旧址在今武鸣县府城圩。）其实，李彦章是福建福州人，1827年上任思恩府知府，其在武缘各风景区多处崖刻题词落款“侯官李彦章”。“侯官”不是官名而是地名福州的古称。以上是信口雌黄的光怪陆离的世传氏族谱的典型一例。

武鸣清代名人刘定逌，进士身份，在朝廷任翰林院编修。其宗族源值得推敲。据《武缘县图经》记载，康熙45年（1706年）族老刘世瑛撰《宗祠碑记》称，太祖刘禄，籍自江右（今江西）庐陵，“宦任南宁奉政大夫，睹葛阳之胜地，舍故土而卜居。旧谱遭乱，世系迷失，远无所稽，惟得之传闻中”。乾隆15年（1750年），刘定逌撰《宗祠记》称“葛阳刘氏肇（开始）自通判公……子孙十余世”。嗣后，刘定逌撰《刘氏族谱》称，刘禄官任邕州通判，是庐陵人刘瑕的二十九世孙。刘禄的官衔，为什么由“南宁奉政大夫”变为邕州通判？看来刘定逌已弄明白地方职官没有“奉政大夫”之称（朝廷才有此职官）；“通判”是州设的职官，故把“南宁”改为“邕州”。刘禄之上至刘瑕隔二十九代；刘禄之下“子孙十余世”。为什么离远的能说出确凿具体数，时近的却只能知道个大概数？似乎有悖于通常的认识规律。世人公认刘定逌是聪明人，为什么他在编撰自己的宗族谱时却出了破绽呢？
民国名人陆荣廷，武鸣县宁武乡垒雄村人，官至广西都督、两广巡阅使，上将军衔。陆君田、苏书选编著《陆荣廷传》开篇道：“陆荣廷……其祖先于宋朝随狄青平南，由山东白马村南来，到广东高要屯田留下，转辗又到武鸣，在垒雄村落籍而为壮族人。”如此记载，只是该书作者根据垒雄村族人的所说而写到书上，并不是经过稽察考证后的认定，都不能以“有书为证”来确定其历史的真实性。

武鸣县夏黄村人黄诚沅受聘编撰民国23年《上林县志》，书中设有《氏族谱》分卷，记载县人部分姓氏的族源，只是根据该族人所说或自写照录载入，并不是经县府官方稽考属实后的认定。武鸣的一支覃姓据上述《上林县志》所载，在自己的宗族氏谱书中称：先祖覃怀满，系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人，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元代时南征至广西后留戌东兰，其后裔几经辗转“蜂分”播迁，有一支定居武鸣县境内几个地方。

世居武鸣县域西部的一支潘姓人，古时就代代沿袭声称，其先祖是从山东来的潘仁美，系宋朝大将、宰相、国丈，其坟墓今在县域西北部一座高山顶上。该支潘姓村旁有潘仁美庙，庙内立有潘仁美菩萨及宗族石碑。昔时每年农历正月二十五日家家“做节”祭庙，抬潘仁美菩萨游圩，热闹非凡。然而，潘仁美其实只是明代长篇历史小说《杨家府演义》、《杨家将传》（后又改编为戏剧）中的虚构的人物形象，并非真人，不能生育后代。宋代历史上真有其人的开国大将叫潘美，是国丈，任宰相（当时称同平章事），但他的名字不是“仁美”，也不是山东人而是大名（今属河北）人，他本人或其宗族、后裔不曾到武缘落户。如果是真的来，武缘可要比唐代柳宗元（小官户部员外郎）到柳州任官出名得多，史籍必有记载。潘仁美及其宗族到武缘落户之说，纯属杜撰。

民国四年《武鸣县志》载，锣圩团有“祖王山，相传古有潘黄林三将军征蛮偕终于此，今潘黄林三姓人合立祠祀之，故名”。（王，对辈份高的尊称。）“三将军”各人什么名，何方人氏，何时征蛮到锣圩，怎么一同死于这山上等等，均不得而知，无可稽考。编撰宗谱者或许也能编拟出名字、籍贯及精彩的故事情节来，但毫无历史事实，皆为无稽之谈。而那些“立祠祀之”的“潘黄林三姓人”，却已以先祖将军为荣，炫耀于世。诸如此般的外来族源之说，在武鸣早已是屡见不鲜。

　　6、包公难察氏谱言

宋代包公以断案老练著称。然而，对于世上各持已说的名人氏谱宗源的纠葛，包公再世也是感到棘手，反正断不了案，只好不审而罢，尽让各方争鸣举证以求是。
侬智高何方人氏，至今仍是个谜。《辞海》及有关史书释说他是广源州（属邕州管辖，境地为今靖西、德保一带，以及越南北部，治所在今越南高平省广渊）的壮族首领，其父侬全福曾任傥犹州（今广西靖西县东部）、广源州知州，对其之籍贯无明确记载。当初，朝廷以“逆匪罪”对侬智高及其部以讨伐征剿时，无人敢认他为本宗族人，甚至侬姓人也惧怕得改为姓农。后来，历史说他是壮族农民起义领袖，光荣于世，就有几个地方声称侬智高是“我们乡里人”。1988年《武鸣文史资料》第二辑载苏书选文《武鸣历代史话》称：“传说县西三十里的杜轩村（今之宁武乡雄孟村）农姓人家，是随侬智高起义的遗民，失败后匿居于此，因避官军诛灭，改侬姓为农姓。”2000年5月30日《南宁晚报》载覃芝馨文《侬智高古道行》称，据宁武乡杜轩村几位高龄村民说，该村“就是智高祖居之地，后来在此生下侬智高……族谱记载农族祖先大约五六百年前从天等迁居这里”。（按：侬智高于1052年起兵反宋，距今940多年。杜轩村几位高龄村民的“五六百年前”之说不符。）2005年7月7日《南宁晚报》载张波文《侬智高反宋的故事》称，“侬智高（1025～1055），邕管羁縻傥犹州（今扶绥一带）人”。亦未能举证说明其为傥犹州人的依据，表态式之说，不足为是。其父任傥犹州知州，不能说他籍贯就是傥犹州人。

清代武缘县出了两位太平天国将领李开芳、林凤祥（一作凤翔），分别为两江龙英村大李屯人、太平林渌村广寺屯人。史学界对李开芳的籍贯无异议。但对林凤祥的籍贯有纠葛，至今莫衷一是。可能是他被俘后，为避株连九族，受审时编造歧说籍贯宗族地址，以致前后不一，后人对他的籍贯有多种说法，史学界讫今未能定论。

1962年2月12日《广西日报》载吕集义文《林凤翔的籍贯及其他》称，林凤翔是广西武缘（今武鸣）县林圩广寺屯人。1980年版《辞海》称，林凤祥是广西武鸣人（一说广东揭阳人）。1991年版《桂平县志》称，林凤祥是桂平县白沙乡人。1998年版《武鸣县志》称，林凤祥是武鸣县太平乡林渌村人，一说广东揭阳人，一说广西桂平人。2002年版《辞海》称，林凤祥是广西桂平人，一说武缘（今武鸣）人。2005年10月11日《南宁晚报》载陈谟志文《武鸣双雄———林凤祥　李开芳》称，林凤祥是南宁市武鸣县太平乡林渌村人。

以上各持已说，皆为表态式之言，无充足证据，不能令人信服。

1988年《武鸣文史资料》第二辑载韦炯位文《〈林凤翔宗谱〉考》称，该宗谱是清道光25年（1845年）林凤集（凤翔二弟）亲笔始撰，后裔续撰，并有凤翔之上12代、之下7代的世系表。清代村学堂建校捐款名单石碑刻有林凤翔及捐款数。村里有林凤翔练拳用的石器遗物，等等。1990年间，武鸣县志办工作人员向广西地方志专家们反映这一情况。专家们说，要找到清代文献记载来证实，否则，异议者说是凑巧同姓同名，还是不能定论。

武鸣县志办的同志查阅清代宫廷文献《清实录》，未能找到关于林凤祥的记载。由于资料所限，县志办未能从其他文献多方查找，期望志趣者继续探索，力求有所发现。

　　7、外来迁入武鸣户

历史上，外地人迁徙到武鸣（前称武缘）立户世代居住者，有商人、入赘、避难、流放、移民、官吏及眷属等，大部分是汉族，少量是壮族和其他民族。群体迁入者，基本上是自立村落，少数插入当地本土居民村落居住。总之，外来迁入武鸣的居民，占全县总人口的比例是很少的。

古时外地人到武缘任官，本人及其眷属、后裔留住落户武缘者极少。明清时期，思恩府署驻武缘县境内383年88任知府，皆外地人（当时回避制度如此，下同），其眷属、后裔无一留住落户武缘。明清时期武缘县182任县令、知县，皆外地人，只有明代第二任知县周良显（江西庐陵人）在武缘老逝、葬于县城北郊（今有其坟），其后裔族群居今武鸣南部等地。（据该周氏族人自称是周良显的后裔。）

今县内的汉族居民人口约7.7万人，占全县总人口12%左右，其先祖大都是从县外迁入的。其中，“新民人”是清初顺治年间（1644～1661年），官方从宾州（今宾阳）组织移民来的果蔗农，主要居住于武缘县域西北部的灵马乡农村，今约有1.6万人。“横塘人”是清康熙年间（1662～1722）官方从宣化（今邕宁）组织移民来的糖蔗农，主要居住于武缘县域北部的府城乡农村，今约有3.1万人。“街人”今约有3万人，主要分布于府城街和县城。

1950年代，武鸣县接收安置都安县山区移民532人、仙湖水库淹区马山县移民232人，主要居住于县域北部的连才村。1958～1979年间，武鸣县多次接收安置归国华侨共13097人，主要居住于县境内的农、林场。

解放后，在武鸣县工作的外地人，其后裔留住、落户武鸣的也不多。在武鸣享受离休（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待遇的干部中，有59人是从北方来的“南下”干部，其后裔成为武鸣居民。县委、县政府、人大、政协四家班子的历任正、副职干部中，外地籍落户武鸣的有19人。1990年，在武鸣县属及驻县单位工作的各类高级职称人员中，外地籍有49人。
在武鸣农村定居的汉族人，除了极个别插居于壮族村屯而融合为壮人之外，其余大部分如新民人、横塘人都是自移民迁入以来就自立村落，至今已几百年，尽管处于四周皆壮族村屯的环境中，其语言、风俗依然自成一统，在自己村内仍操新民话、横塘话，历经了许多代人，仍是“乡音无改鬓毛衰”。看来这种情形仍会往后长期延续下去。一个民族群落的个性特点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上述之外，武鸣境内如果还有类似的外来族群迁入定居，即使历时更长，也仍保持其本来固有的民族个性特点。

　　8、解读遗码看宗源

武鸣本土始祖的后裔主体都一直在武鸣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吗？由于年代久远，历史尘封，模糊了宗族源流的长河。神秘的先祖文化遗传密码，待于人们去解读。

武鸣壮人自古以来都是农耕部落，视土地如生命。这里地处北回归线，气候暖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适合动植物生长，物产丰富，生活相对平稳。世居民众祖祖辈辈热爱家乡，通常是不会轻易舍弃故有家园而去，历史上很少有远地大迁徙。

武鸣是个盆地，四周崇山峻岭。从已发现的古人类生活遗址及出土文物来看，武鸣远古先民起初是较多地聚集生活在盆地东部的大明山脚下，其次是分散居住于盆地南部和西部的石山区，大都以岩洞为居所。以低矮土山与平地为主体的北部和中部，后来才有人群迁入居住。盆地内迁徙时有发生，但一般不会越过盆地边沿的高山地带。因为再出去便是层峦叠嶂，更加荒凉，又更远离了本亲氏族部落。所以，世世代代大都囿于盆地内繁衍生息。
一方土养一方人。武鸣这个地盘，已足够以农为本的先民们的需要，还有剩余荒地，不必远去向外扩张迁徙，固守本土即可安居乐业。历史上，在县内荒地颇多的情况下，清代时武缘县衙曾多次组织大批量引进横塘人、新民人移民，以发展本地的蔗糖业、果蔗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武鸣县接收都安县山区移民兴建新村，还供地创立白合、东风、里建3个大型国营农场。

县民品性淳朴，对生活没有太高的奢求，知足常乐，世代相承，久而久之，形成眷恋故土的深厚的传统理念。农民群众一般不愿离“根”，到外地为官者亦想念落叶归根。清代武鸣名人刘定逌，乾隆进士，入朝廷当翰林编修，只几年就回乡任教为业，最后在故土寿终正寝。民国时期县人陆荣廷，当上广西都督、两广巡阅使，依然惬意于长期居住武鸣，年老病死于上海，临终仍不忘交代将遗体运回武鸣安葬。

壮人是武鸣土著，祖祖辈辈操“土话”（壮语），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人甚少，许多人不会汉语或讲不好，出去外面很难吃得开，极少能站得住。由于语言不通，所以正如《大明一统志》说的武缘土人“不知商贾，惟务耕种”。能远离故土世居异乡者极少，大多数人都出不去的，当然就得固守本土，以农为本，世世代代在武鸣这一方土上繁衍生息。

纵观历史各方面元素，武鸣本土先民的后裔主体存在于当今济济的60多万县人之中。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姓。姓，就是中国人的根。要了解一个地方一个氏族的历史，其方法之一就是要考察该地民族的姓氏的历史与现状。清末《武缘县图经》及民国初《武鸣县志》载，全县姓氏有81个（皆一一列出）。1998年版《武鸣县志》载，全县姓氏有203个。其中新增加的122个姓氏（皆一一列出），是民国年间及解放后才从外地迁入武鸣的。也就是说，武鸣本土古人的后裔，当在清末民初之前既有的81个姓氏之中，也可能有民国之前少量的外来迁入者掺于其中。

据武鸣县志办公室1990年代初全县村屯民族、人口、姓氏调查资料，新增的122个姓氏的人口偏少，合计有16500多人，有几个姓各有一千人左右，有许多个姓各有一百人左右。民国时期之前既有的各个姓氏的人口偏多，万人以上的姓有14个，合计396317人，占全县总人口64.32%。其中：最多者黄姓有6万多人，其次为韦姓5万多人、潘姓4万多人、李姓4万多人、陆姓3万多人，3万以下至1万人以上的姓氏依次有梁、覃、曾、邓、卢、苏、刘、林、杨。1万至5千人的姓氏有11个。据此推测，在通常情况下，本土原始居民的后裔当在人口特多的姓氏之中；人口偏少的姓氏是迁入历时不很长的后来者。

当今武鸣县有17个民族，壮族约占全县总人口87%。据县情观察，作为县内汉族主体的、居住农村的新民人、横塘人的村落所居及其田地，都是比较瘠薄，昔时干旱严重。因为他们是后来者，是在本土居民取用了肥美、丰水的土地之后才迁入开垦荒地的（前面已述）。据此，大体上可以这样推测：武鸣本土原始居民的后裔，当在土地肥美、灌溉便利的古老的壮族村屯中。

武鸣历代县志载，县人有族聚而居的习俗。当今县内星罗棋布的村屯居民，还遗留有古代氏族的历史陈迹。据县志办调查资料统计测算，人口较多的姓氏的主要聚集居住地为：黄姓50%分布于县域中部和南部，为原城东镇和双桥、太平3个镇的第一大姓，宁武、锣圩、罗波、陆斡镇第二大姓。韦姓66%分布于县域东部连片的两江、马头、罗波镇一带，为这3个镇的第一大姓，甘圩镇第二大姓。潘姓60%分布于县域西部和西北部的锣圩镇和仙湖镇，为该2镇的第一大姓。李姓58%分布于县域东北部，为陆斡、府城镇的第一大姓，原城东镇和两江镇第二大姓。陆姓55%聚居于县域南部和中部，为甘圩、城厢镇的第一大姓，双桥镇第二大姓。梁姓62%分布于仙湖、城厢、宁武、两江镇，为仙湖镇第二大镇。覃姓68%分布于县域东北部连片的府城、陆斡、罗波镇。刘姓65%分布于县域南部的太平、双桥、甘圩镇，为太平镇第二大姓。宁武镇第一大姓为磨姓，县内磨姓几乎都聚居于该镇，其中主要分布于东王、张朗、英烈、雄孟村。其余人口较多的姓氏也都是呈主要聚集区分布状态，都遗留有古代氏族的历史陈迹。从上述情况也可探知一些主要姓氏在武鸣的发祥地，并从中探测得知本土远古先民的后裔当在该地人口较多的大姓宗族之中。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