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镇发简介：生于香港，祖籍广东惠阳县淡水镇、客家人，方言学家，1988年柏林自由大学生物及遗传学博士，2000年香港理工大学汉语语言学博士；2006－2012年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他早年的专业为生物学，曾在多地从事生命科学研究，后改研习语言学至今。在语言学领域（包括客家语等），发表过多篇论文和研究成果。语言学家，香港本土语言保育协会会长。是研究香港客家话、香港围头话、香港语言史变迁的代表学者。2010年代香港媒体报导上述三个本土化议题，刘镇发时以专家身分受访。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引言
今天，“客家”这个名字好象已经是毫不含糊地，成为一个汉族民系的称呼。据罗香林先生的考证，他们的祖先由中原经过五次大迁徙来到华南，因为沿海的平原已经被土著占据，所以只能在广东、福建和江西间的山区落户。由于他们保持了祖先的语言和习惯，经千年而不衰，所以他们觉得跟邻近的民族不一样。而他们南迁时曾经被称为“客户”，所以引以为荣，自称“客”或“客家”，发音也就是Hakka。
上面是一般的经典描述。但是，只要我们细心地将近年发掘出来的事实和数据比较，我们发现这个近乎完美的故事，跟过去和现在的很多现象、记载和数据并不相符。整个理论的最大漏洞，在于假设目前讲嘉应方言的人，自古以来无论身在何方都认为自己是“客家人”。实际上，嘉应方言使用者直至很晚近，才接受这个名字：在广东客粤杂处的地区，只有两百多年，而在“纯客家”地区，则不到两百年；在其它省份和地区就更晚，例如台湾基本上是1945年以后，在四川更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就是在今天，好些地方的嘉应方言使用者，也不接受、甚至不知道“客家”这个名字，来代表自己的语言文化。就是说，“客家”不是一个自称，而是一个他称。
目前很多书本上对客家的描写，是对历史的一场误会。嘉应方言使用者采用“客家中原说”，最初的目的是要来自辩，但后来就变成了部份人的自大与部份人的自卑。迟迟不知道自己是“客家”的嘉应方言使用者，伸手拥抱这个值得自豪的名称，但最先出现“客家”这个名称的地方，后来也是客家话和客家文化最早消失的地方。
如果我们探索历史人口的流动情形，便发现中国的南方人口，无论嘴巴讲甚么方言，都是北方移民的后裔，一般都符合书本中对“客家人”的定义。但不是每个南方人都称得上客家人，尤其是跟嘉应话使用者曾经有直接冲突的广府人和闽南人。而其他比较偏远的地方，就算居民使用的方言跟嘉应话不能相通，却很多时候被冠上客家的称号，尽管当地居民明言拒绝。出于整个客家历史误会的延续，广东中部和北部的很多“本地人”就被一些学者称为“客家”或“老客家”。
在这本书中，我解释了为何嘉应方言使用者，甚么时候和为甚么得到“客家”这个称号。而这一切都是出于误会。多重的误会构成了一个误会的历史，而一个历史的误会又将这个标签巩固和散播，而且更影响了其他学科的发展。
嘉应话使用者在十八世纪初大举珠江口一带移民，随后跟广府话使用者的冲突，在三百年内变成一个民系。这个身分认同利用语言作为载体，传播到他们的原乡及其它使用嘉应方言的人群中，使“客家”的声势日益壮大。而这个误会也就继续以加快的速度，向使用嘉应话的人口蔓延、传播。
但由于粤语人口的经济和人数强势，以及两个方言群体间的纷争已经平息，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客家人”及其后裔，已纷纷放弃了他们的身分认同，而结果是客家语言文化的高速消失。类似的同化过程也在台湾，或其它嘉应方言使用者属于少数的社会中发生。这对于嘉应方言文化的保存和继承是相当不利的。
虽然我们认为客家理论充满漏洞，但我们仍相信嘉应方言使用者以“客家”或其它的名义，应该传承自己固有的语言文化。不过，客家认同的产生、高潮和没落，也显出了中国人心胸狭窄的一面：为了眼前利益互相看贬对方，靠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不会尊重别人的语言文化，不会寻求共存的方法，而是贬抑弱势文化，以强迫别人同化为中心思想。
简而言之，嘉应方言使用者在明朝中业(约1500)后，由闽西、粤东向东江流域扩张后，再向韶州、惠州和潮州推进。在韶州和惠州，他们最后成为了“主人”，成为当地的强势族群，嘉应话也成为当地的通用语。但当他们在更后期，在17至19世纪间向广府方言地区迁徙时，则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更受到武力排斥，而最后被当地人冠上“客家”的名堂。
到了后来，经过20世纪初的笔战，“客家”从一个略带贬义的符号，变质为一个方言团体的族群认同，而误会也由珠江三角洲的嘉应话使用者扩散到嘉应州、广东、福建、江西、台湾、四川… 以及全中国，而影响力也遍布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甚至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范畴。
为了扭转这个误会带来的影响，阻止这个误会带来的更多误会，筆者觉得有必要写这本书，将真相披露，将这个历史的误会划上句号。并希望借此唤醒各个方言族群间，互相尊重对方的方言和文化，让对方的方言文化能薪火相传，构建一个和谐的多元文化社会。
第八章 “客家”的将来
第一节 “客家”融合到主流文化的现况
一、广东省的现况
客家既然是一个误会，那么误会的真相大白以后，是否还应该有“客家”呢？这又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正如朱希祖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序中所说的，“地方之分主客，亦古今之通例也，然时移世易，则主客不分，如鱼之相忘于江湖焉”(罗香林，1933)。这对于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客家”而言是对的。
在土客纷争最激烈的广东四邑，客家人已经逃亡的逃亡，不逃亡的也已经同化，未同化的也会流利粤语，已经忘记了以前的仇恨，赤溪县也撤除，“客家”已经不是问题。在中山、珠海等一带，客家人用粤语读书，在家里、村里讲客家话，每个都是流利的双方言使用者，没有人因为他们使用客家话而歧视他们，而他们也没有跟讲其他方言的人起冲突，但是到了最近几年，客家人的已经不跟小孩讲客家话，所以小孩也渐渐不会讲了(甘甲才，2000)。
笔者最近几年在香港的调查发现，目前在香港的客家村庄中，小孩已经不讲客家话。新界东部会讲客家话的年龄下限，大约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便不会说(Lau，2000)，在西部是1970年左右，而在早期发展的地区如荃湾，1950年以后出生而会讲客家话的已经是“稀有品种”了。根据年轻人的语言态度，他们不觉得客家话比粤语好听，但是值得保留。可是他们却表示不要求下一代讲客家话(周、刘，1998)。我们更发现，在香港的客家人中，几乎每人都会讲粤语，而且随着年龄的减少，讲客家话的机会、场合越少。由于香港认同比客家认同更强烈，香港的客家人基本上已经成功融合为“香港人”。
在深圳，笔者也曾经进行类似的初步调查，初步的结果是客家人普遍还使用客家话，但有些地区的小孩已经不讲客家话。由于深圳的学校语言是普通话，又可以收看到香港的粤语节目，而流行的方言又是广州话，使用客家话的场合只能局限在家庭和村庄中。随着乡镇的发展，客家人的生活方式改变，客家话失去了从前那种农耕时代的天然传播条件，又得不到媒体的支持，所以年轻一代都表示不会坚持跟小孩讲客家话。根据一些老人家的回忆，1980年代以前深圳广播电台的语言是客家话，改革开放以后才改为普通话。随着社会的发展，客家话在深圳也会步香港的后尘。
笔者在1996年在增城(广州东面约80公里的城市)参加第二届客方言研讨会时，也发现当地的客家小孩之间已经讲粤语，而家长也不愿意跟他们讲客家话。
在嘉应州的大本营梅州市，情况当然是比珠江三角洲的客家地区好一点，但也潜伏着很大的危机。目前梅州人间还是使用客家话，跟小孩也不例外，但看的电视全部是香港的粤语节目，而且不少人也掌握广州话。当笔者说客家话可能会消失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是天方夜谭，就好像有人告诉他们地球很快会爆炸一样。但是再谈下去，他们又觉得将来有没有人客家话不是什么问题。这意味着将来客家话真的会被当作“无用”而放弃。
虽然广东东部经历了1930年代客家热潮而产生普遍的“客家”认同，但目前这个热潮在广东地区已经减退。随着广东的经济发展，很多人感到对广东的认同更骄傲、更有用。前面已经说过，“客家”是一个相当于“省级”的认同，是跟广府人对立的标记。从前客家人被广府人排斥、侮辱，后来才从罗香林的“客家”解释中得到安慰，乐意自外于“广东人”，因为他们觉得“广东人”的人种，档次不如“客家人”高。但改革开放以后，“客家人”却觉得自己不如广府人会赚钱，反而觉得“广东人”的认同会带来好处，讲广州话可以直接找到工作，找到生意夥伴。于是广州话不止不会受到排斥，还受到空前的认同。
在韶关，情况也是和珠江三角洲类似，但最大的不同是，粤语是最后才来的语言，名副其实的“客语”。粤语大量的侵入是结果和珠江口一样，将客家话的使用空间限制在乡村、家庭内。在韶关郊区，客家话虽然有更多的使用空间，但粤语也进入通过电视进入每个家庭。现在粤北现在滨临消亡的是韶州土话，然后便是客家话。由于客家意识还不是普遍在粤北存在，嘉应方言使用者没有什么优越感，即使改用了粤语也不觉得认同有什么大改变。
根据暨南大学陈晓锦教授的口头告知，在粤西和广西，嘉应方言也逐渐被广州方言取代，而当地居民也是用“世界随大流”来解释自己的选择。
二、广东省以外的情形
广东省以外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嘉应方言使用者跟当地人有对立的历史，另外一种是没有跟当地人有明显对立的，但以前者居多。
在江西的大部份地区，操嘉应方言的移民到处都有，而很多在开始的时候都有跟当地人冲突的历史。但时间一过去，大家也就心平气和下来，对立的气氛缓和了。很多地方的嘉应州移民也就放弃自己的方言，或跟当地的方言融合为一种混合语。但是在一些土客矛盾比较突出的地方，或者是土客生活互不相干的地方，嘉应方言还是教完整的保留。例如在赣南一带，本地人讲的话跟嘉应州后代的“客籍话”就有明显的差别(刘纶鑫，1996)。在赣北的铜鼓，嘉应州人曾经跟当地人争夺过考试名额(Leong, 1997)，但当科举制度废除，新移民变了旧移民以后，大家的矛盾已经消除，而铜鼓话也就变了一个有赣北特色的嘉应话混合语(李、张，1992)。
在台湾，嘉应移民和闽南移民间也曾经不和，在清代发生过无数的打斗。据说在闽南人反清的时候，客家人曾经帮助过清政府，引起闽南人对客家人的仇恨，但他们主要的矛盾在于土地资源的争夺。目前我们看到的境况是，客家人都住在较为贫瘠的山区，经济落后，所以要学懂闽南语才能谋生。其实在一百多年前，客家人也居住在中部平原上，但由于周围都是闽南人，在没有冲突的气氛下，很快便同化了(黄宣范，1995)。在日本人和国民党相继统治一百年以后，嘉应人和闽南人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没解的心结，而结果是身为少数的“客家人”多已经是双方言使用者。据罗肇锦(1992)的描述，台湾在1990年时，二十岁以下的人会客家话已经很少。相信再过几年，便会和香港的客家人一样受到主流语言文化的同化。
在广西，客家人是最晚来到的。当地人称他们为“来人”。由于广西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地区，粤语只是相对强势而不是绝对强势，在一般情况下嘉应方言还是比较完整的保留，但当地人也是最近才知道自己的方言叫客家话。这个情况跟在粤北的山区差不多。但是在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更多的客家人改讲了广州话，而且认为是“世界随大流”。
四川又是另一个情况。这里的客家意识是最近才兴起，经过第二波客家热潮才带进去的。其实在此以前，嘉应移民跟周围的邻居相处的很不错，所以当年占十分之一的嘉应方言使用者后裔，现在剩下会讲嘉应方言的估计不到一百万(崔荣昌，1996)。按照四川现在有一亿人口计算，应该有一千万人是嘉应方言使用者的后裔。这表示他们的九成已经同化为西南官话使用者了。最近这些嘉应方言使用者发现自己是“客家人”，各地纷纷组织客家联谊会。无论动机是简单还是复杂，跟广东的兄弟相反，他们对嘉应方言的感情才开始高涨起来，但可惜的是，他们对嘉应方言的保存能起的作用不大，因为他们在人数上、经济能力和政治影响力上力量太微薄了。
第二节 客家人、客家话的前途
一、“客家”不是省籍
现在我们既然明白了“客家”只是一个误会，就必须再为“客家”重新定位。客家已经不是一个跟广东人、福建人、江西人等语言群体对立的“民系”，而只是广东东部的一个由于历史原因，曾经跟珠江口一带的广府人对立，而误以为自己是与别不同的，经过“五次大迁徙”而到达南方移民团体。这个误会因为一场械斗而加深，再经过一场笔战而巩固。
由于“客家人”这个信念，使他们感到自豪而自外于广东、福建、台湾等省籍，加深了他们跟当地主流文化的矛盾。“客家”基本上代替了一个省籍认同，一个超地域，以嘉应方言代替省会方言的身份标记。
这个信念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很强的，在珠江口一带，人们起初也不接受“客家”这个带侮辱性的称号。但是经过接二连三的笔战，嘉应方言使用者越来越感到自己是比广府人优越的“中原后裔”，将自己的土地认同连根拔起，后退到几千公里，可能是几十代人以前生活过的“中原”上。更可能的是，有些人的祖先根本没住过“中原”，而是世代的南方人。但是在接受了这个称号以后，连祖先用血汗占回来的省籍，就因一场舌战上的胜利而拱手让给同样也是南迁移民的广府人。
大概很多“客家人”也发现，除非“客家”自己是一个省份，否则“客家”无法代替省籍，否则在目前的文化认同模式下，“客家人”这个看起来自豪的身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是一个不轻的包袱。在大部份的“客家人”同时还是广东人、香港人或台湾人的时候，“客家人”还是要讲字正腔圆的广州话、闽南话。接受自己是客家人的同时，嘉应方言使用者在国家、省市籍和家乡这三级的认同上，还得要多加一个已经失去时效的“客家认同”，一个地域上在中原，语言上又不属于南方任何一个省份的抽象认同。所以，在今天很多地方，当嘉应方言使用者发现自己没有必要跟本省的其他人对立时，便默默地放弃“客家”这个标签，方法是在外面学主流语，然后将它带回家里跟孩子说。
因此，我们其实很难怪“客家人”在自己不是主流文化的地方，为什么要放弃客家话。除了方便以外，心理上跟别人认同，融合到主流文化，对自己和下一代都会有利。但是在本来是嘉应文化流行的地方，客家话的式微，是有点可惜的，就有如印第安文化的消失一样可悲。不管怎样，由于一省一语的概念，客家话在广东、台湾等省份肯定会被吞噬。
二、第二波的客家热不能拯救嘉应文化
在四川和闽西，虽然第二波的客家热正在持续，但这个认同的建立是跟语言文化没有直接关系的。跟第一波客家认同相反的是，嘉应方言使用者没有一种一致向外，同仇敌忾的感觉，许多人只是感到客家认同是一个带来经济繁荣的机会，所以就算一些不能跟嘉应方言沟通的地区，客家认同还是进行得如火如荼。整个客家认同从语言升华为一个信念，一个只需要在口头上承诺，或心里面接受的信念。
因此，当海外的嘉应人后裔，知道自己是“客家人”时，马上就接受了这个足以使自己自豪，但又不需要像他们的“唐山”兄弟般熬痛苦的认同。他们在讲满口洋话而不懂客家话，身在异域又无需要为经济发展操心的同时，认同自己的根在中原对他们来说，不单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享受。但是，这种精神上的客家认同热潮，不止对嘉应语言和文化的保存没有帮助，还会给人一种错觉，认为“客家”只是一种对祖先文化的膜拜。
事实摆在眼前，就是没有这本书在揭露客家是一场误会，“客家”也不会因为这个无知而得以延长寿命。“客家”本身的泡沫性，决定了它不能像别的地域方言团体般能抢到有利的地盘，例如一个省份、或一个有经济价值的城市、一个有商业价值的电视台。在不久的将来，“客家”会随着华南经济的发展，被其他方言群体侵蚀、融合，最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就如《客家研究导论》的朱序所说的。这本书的作用不是要破坏“客家”的稳定性，而是要让有心人知道，要保护一种没有省籍的方言文化，不是靠无知、误会、谎言便会成功，而是一个超越省籍时空概念的语言保存意识，一种有前瞻性的环保意识。
由于“客家”的出现是一个有目的、有针对性的行动，所以他在20世纪初的时候，能够得到众多嘉应方言使用者的认同、传播。但当“客家”完成自辩以后，“客家”这个认同反而给认为是顺理成章的，再没有人去研究它的形成过程。这个认同在八十年代再被第二度采用为吸引投资的标识时，已经没有第一次热潮时的团结心态。“客家”只是一种吸引国外资金的工具，和一种被异族同化后的寻根信仰。
现在，客家人举行的聚会，也改用了广州话、普通话，甚至是英语、法语。这个在一个世纪前由语言认同，组合自起来对付外侮的认同运动，已经蜕变为一个纪念祖宗文化的崇拜。今天的“客家人”经过多次的改变定义以后，可以讲任何语言，可以住在任何地方，可以有任何血统，条件只是相信自己是客家人便成了。发展到今天，“客家”和语言和文化已经没有什么实际联系了。也就是说，“客家”作为一个民系的条件已经土崩瓦解。
今天，广府人也再没有兴趣再对“客家人” 侮辱一遍，因为“客家”已经自我解体、投降。他们忙着接收这群终于肯归顺，回到“广东人”队伍的人群，条件是“客家人”要学好广州话。而“客家人”也很合作的学，再教给孩子。
第三节 客家人、客家话的定义和定位
根据本书的分析，“客家”起源于部分嘉应方言使用者，为了声援同声同气，移民到广州一带而被广府人欺负、侮辱的兄弟，而作出的身份认同。这个行动是一个以语言为载体，跨籍贯的行动。嘉应方言使用者通过方言的使用而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最后塑造了一个美丽的“客家五次大迁徙”的故事，同时也塑造了一个客家民系。
在客家的定义上，罗香林毫不含糊地指出客家话是最基本的条件。
可是，整个客家运动终于还是不敌历史的客观规律 – “客民”必然跟“土民”同化的移民通则。在土客冲突最激烈的地方：粤西、珠江口等地，客家认同已经淡化，客家组织的作用已经蜕变，而客家认同也在变质，从语言认同变质为血统、祖先的认同。但正是因为这个转变，“客家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正面临一个重大的挑战，因为“客家”整个“民系”其实是只是一个社会现象，并非真正有遗传或生物特征而形成的。虽然基本上无论南方那个民系都认为自己氏南迁的汉人，但是从语言学方面的资料看，客家民系南迁的距离还不如广府人，时间上也比广府人早。
因此，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我们还是依赖上个世纪的解释，利用一些过时的观念来处理问题，
很容易会掉进“客家”这个历史误会的陷阱，而到头来无法自圆其说。虽然胡希张等已经及时发现问题，企图改变客家的定义来适应，但这只会加深误会，而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如果我们要继续举起“客家”的旗帜，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将误会剖白，商讨这个“米已成炊”的民系，用正确、果断的方法，去让这个新兴民系继续生存下去。其中一个可能性，是让已有客家认同的人继续独立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化，保护“客家认同”免被其他强是的文化认同所侵蚀。否则，“客家”很快会在不久的将来消失，被邻近的强势文化吞噬、同化。这可能又取决于嘉应方言使用者的意愿了。
当然，这还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但“客家”语言文化的消失是值得我们讨论的。尽管“客家”是一个因误会而诞生，年轻而不成熟的民系，但站在爱护中国文化的立场，我们实在不忍心看着它一步步走向死亡。
第四节 结语
“客家”由18世纪初起，由于嘉应州人大举移民珠江口一带，最先是受到政府鼓励的，但后来人数越来越多，而跟“本地人”起矛盾纷争。最先广府人称呼他们为客家的时候是带轻蔑的，他们很不喜欢这个称号。到了后来，嘉应人移民到广州附近，再到西南的四邑地区，最后在1856年在那里跟他们进行了一场为期十二年的械斗。
械斗终于由政府调解，但双方的矛盾冲突还是继续，但由武斗转为文斗。通过文字的侮辱，广府人将“客家人”形容为野蛮民族，引起嘉应方言使用者的不满，在香港组织成为一个跨地域的“客家”组织崇正总会，要求更正、道歉。在这连串行动中，客家人每次都得到胜利，使客家人的士气达到空前的激励，而客家的认同运动也因此而得到推展，最后由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的出版而将客家认同推到高潮。这是主要涉及广东和东南亚一带的，第一波的客家热潮。
第一波的热潮因为战乱而冷却、停摆。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原因，客家运动也无法继续下去。香港崇正总会的角色也渐渐转变，到最后只是进行联络工商业的工作，作为传播客家意识的作用已经成为历史。而在30年代以后，广府人也没有再用语言文字侮辱客家人，两个方言团体间的争端也画上句号。在香港，广州人和其他包括嘉应、潮州、福建、上海等方言团体慢慢走向融和，方言群体间的界限被“香港认同”所统一，而下一代也因为使用广州话而趋于统一。
改革开放以后，珠江三角洲的客家人因为要跟香港人做生意，加上接收了香港的电视广播，进一步加速了向广府语言文化的融合。而在较远一点的嘉应地区，也因为看到香港电视而慢慢向广府文化靠拢。
但是在更远的地方，改革开放才将“客家人”的信息带进山区的乡镇。他们看到这是一个引进资金的机会，便掀起了另外一波的客家热潮。但这次的热潮跟上次的不一样，并不是由一个外侮引起的认同，而是一个经济上的利益诱发的。同时，一些根本跟嘉应方言关系不大的方言人口，也因为经济的原因搞客家认同。客家认同的性质也因而转变，因为它跟嘉应语言文化的关系开始脱离了。
整个客家认同的过程是一个误会的历史，而这又起源于一个历史的误会，广东境内两个兄弟群体的互相误会。这个误会虽然本来只是牵涉“客家人”，但由于《客家研究导论》的权威性，也因而影响了方言学及其他学科。直到今天我们才可以通过这本书而真相大白。
最后，由于“客家”身份的特殊性，在“客家人”没有必要跟本地人争夺资源，没有必要跟本地人对立的情况下，“客家认同”在珠江口一带已经慢慢被广东省籍认同所吸收。在嘉应地区，“客家”认同也将会因为跟“广东”认同观念冲突，被最后被迫放弃，而在其他只是因为罗氏理论而得到“客家认同”的地方，则会随着经济效应的减退而冷却，最后是消失。除非“客家”最后能拥有自己的地域和经济系统，造成一个事实上的地域省籍认同，而不是一个精神上的身份认同，否则笔者不认为“客家”作为一个语言文化或身份认同，可以多维持两个世纪。
